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汤琴 杨海虹

　　9月8日，虹桥镇港沿村周氏祠堂前，528岁的古榕枝繁叶茂，浓荫如伞。村民聚在树下，翘首盼着周文翀——抗日烈士周斌的后代，从北京参加抗战胜利80周年庆典归来。

　　当周文翀的身影出现，锣鼓骤响、鞭炮齐鸣。站在古榕下望着乡邻，周文翀红了眼眶：“爷爷26岁离家抗日，这一别，再也没回来……”

　　“爷爷，我带您回家！”周文翀捧着爷爷的黑白照片，脚步轻缓地走向不远处的木瓦老宅，一场跨越80年的“对话”，在布满岁月痕迹的老屋前悄然开始。

　　木工学徒的笔，点燃革命火种

　　1911年，周斌出生在普通木工家庭，念完初小，便跟着父亲学做木工。

　　那年，周斌随父亲到蒲岐一户人家做工。新房落成，却无人写对联。“我来试试！”周斌毛遂自荐，挥毫写下的毛笔字震惊众人。“这孩子是块料，送他读书吧！”乡邻们纷纷劝道。父亲咬咬牙凑齐学费，把他送进温州的浙南三育学校。

　　在那里，周斌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更遇上改变他一生的同乡赵洪品，他的革命思想像一束光，照亮了周斌的心。1925年五卅惨案后，周斌在家乡组织乐清县学生救国会，向群众宣传惨案经过，并发动群众捐助、声援上海；1926年，他回乡助建农会，支援北伐。哪怕后来救国会被解散、农会被取缔，他心中的革命火种始终没熄灭。

　　1929年，周斌进入南京三育大学，半工半读，还兼任校长室秘书和电机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以“周方淦”为笔名，在《奋斗》一书中写下《日本之教育》，笔尖如手术刀般剖开日本侵华的野心，字字都在唤醒国人。

　　两渡南洋的路，播撒抗日薪火

　　1937年夏，一封来自印度尼西亚棉兰市的信，让周斌毅然辞掉工作，在赵洪品的邀请下，他登上了前往苏门答腊岛的轮船。

　　周斌的第一个“战场”，是火水山埠中华学校。这所由黄花岗烈士罗仲霍创办的学校，有上千名华侨子弟。他担任教务兼训育主任后，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接触大量抗战类书籍。他倾尽积蓄，与赵洪品开“大地书店”，柜面摆着普通书籍，柜台下藏着宣传抗日的书刊，这里成为华侨青年传播进步思想和交流的中心。即便被污蔑“赤化棉兰”，他仍将募来的钱转寄香港，救护国内受伤将士。

　　1938年，经廖承志介绍，周斌辗转三个月抵达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系统学习马列主义。1939年1月29日，他对着党旗宣誓入党，《入党志愿书》里，他写道：“人不能脱离社会而活，共产党是最前进正确的政党，我愿跟党走，求社会进步、人类幸福。”

　　学成后，周斌主动请缨：“苏门答腊的华侨青年革命情绪高，那里需要人！”1939年，他第二次踏入南洋，组织“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担任火水山埠中华学校校长。这一次，他的脚步更坚定了：给学生加开《政治经济学》课，教他们看清时局；办夜校，让失学的华侨青年有书读；在书店暗室建地下印刷所，印抗日书刊；指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筹钱赈济祖国难民、支援八路军抗战；带学生掀起抵制日货的热潮。南洋的抗日之火，在他的努力下，越烧越旺。

　　血洒南洋的身，铸就抗日忠魂

　　1942年，日军铁蹄踏进棉兰，闹市砍杀华侨悬首示众，苏岛陷入恐怖。周斌等人秘密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动员会上他说：“斗争从来不是易事，怕，就不要干！干，就不要怕！”400多名华侨青年应声加入。

　　1943年9月20日，因盟员叛变，日军在苏门答腊大肆抓人，近百人被捕。周斌被迫转移到农村，便衣特务仍四处搜捕其踪迹。

　　隐蔽近一年后，周斌不幸被捕。上车前，他悄悄藏了一把剃刀，做了最坏的打算。在狱中，他试图自刎未果。日军对他用尽酷刑，他始终没吐一个字。面对难友，他鼓励道：“别怕，要抱定宗旨，别违背良心！盖棺定论的那天，是非黑白自有公断！”在审讯庭上，他痛斥法西斯暴行，驳得审判官哑口无言，叹他是条“铁汉”。

　　1945年3月7日，周斌被押赴刑场，后脑中弹后，他还没断气，日军怕惊动群众，竟残忍将其活埋。这一年，周斌年仅34岁。

　　如今，古榕树下，周文翀给乡亲讲参加九三阅兵盛况，眼里闪着光：“祖国越来越强了，站在现场，我仿佛看到爷爷在跟我说，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一定要加倍珍惜。”风掠过古榕树的枝叶，“沙沙”声里，是英烈跨越80年的叮嘱，更是红色血脉在故土上一代又一代的深情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