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阅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唐代基本文献专家陈尚君先生的《濠上漫舆》，书中《清必万年清》一文中提到，三十多年前他在作《全唐诗补编》时，以为《四库全书》所收的诗作，应有文本依据，一一予以补录，后来对校存世文本，确定全无依据，感到羞惭莫名。
陈先生接着说道：“《四库全书》修成于乾隆后期，时朴学风气弥盛，给人以学风踏实的感觉。但雍、乾时期，文字狱盛行，文人畏首畏尾，唯恐触犯忌讳……至今未见四库讳改条例，在不成文的习惯下，改得昏天暗地，就可以理解了。我在学校，对研究生的要求是，进入专业学习后，读古籍，尽量不要读四库本，实在避不开，心中也应有所警惕。”
历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先秦以来，中国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君王是不得看当代史记录的，更不能修改，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优秀的一面。然而，这个原则到了唐宋就被打破了。本期的“国风堂”栏目，我们就谈一谈中国的史官文化，并以清代为例，看一看他们是怎样书写历史，这样对于我们以后如何有效正确地读史有所裨益。
中国史官的风骨
中国的史官可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是史官制度，只有中国才有史官，二个是史官骨气。做史官，一个是学问，一个是史德。也就是说，没有高深的学问不能做史官，没有史德也不能做史官。什么是史德呢？所谓史德，就是要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添加任何溢美或丑化的词语。这样的史官记录下来的历史才是可信的。
中国的史官，虽然地位很高，但不是由皇帝任命的。史官的责任就是制约君主，所谓“以史制君”，皇帝做了坏事，史官就要把他的坏事记录在案，给他披上恶名，让他遗臭万年。有这样一位史官在一旁，皇帝做坏事时心里总要掂量掂量，有些事不至于做得太过火。所谓“君史两立”，就是说皇帝不能直接任命史官，史官可以不买皇帝的账。
《左传》记录了史官的两段故事，一个是齐国的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另立新君。史官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结果被崔杼推出斩了。史官的二弟继任，还是写“崔杼弑其君”。二弟又被斩了。三弟继任，仍然写“崔杼弑其君”，三弟又被斩。最小的弟弟又接任，仍然写“崔杼弑其君”。这一次，崔杼没有斩了，他自己也害怕了。邻国的史官以为最小的弟弟也被斩首，他们捧着“崔杼弑其君”的史简来到齐国，要接着写下去。这就是中国的史官，为了历史的真实不怕死是其基本精神。
还有一段故事是说赵盾。赵盾是晋国的权臣，他被晋灵公追杀，于是逃亡邻国，但未出国境，就听说晋灵公被另一个大臣杀了，他回来继续理政。晋国的史官把这件事写在他的身上，说“赵盾弑其君”。赵盾很恼火，要史官作出解释，晋国的史官叫做董狐，他对赵盾说，您是国家正卿，虽然出逃，但未出国境，回来后没有惩办凶手，所以说是你杀的。赵盾虽然不高兴，还是接受了董狐的解释。这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由来。
中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史官，就是司马迁，他不管是写当代皇帝还是以往的皇帝，都是秉笔直书，毫不隐恶扬善，他自己身受腐刑，还能坚持正义，敢担当，敢直言。所以他能名垂千古，流芳百世。
中国的史官制度终结于唐朝李世民。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皇帝宝座，他担心史官会如实记载他的事情，于是把史官制度改为史馆制度，由一人记载改为集体记载，史书编成后由皇帝审阅。过去的“以史制君”，“君史两立”，从此以后就没有了。
中国虽然没有了史官制度，但史馆制度还是沿袭了下来，只是其真实性大打了折扣。鲁迅曾经批评过史馆制度下的传记，只是自唐以来，此风已成，所以，后人读史总要睁大了眼睛，不能全信。为当权者歌功颂德，涂脂抹粉是写史的人第一要遵守的原则。所以鲁迅往往在正史之外还要看看野史，相互参照，以便得出正确结论。
贞观年间，李世民多次顶着臣子的劝阻提出要看本朝史，看完后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表示不满意。史官遂为其文过饰非，顺便把早年李渊和李建成的功劳写到他头上。
到了宋太宗赵光义，干脆亲自上阵，“取《实录》入禁中，亲笔削之”，把自己不爽的当代记载删个干净。
所谓《实录》，是一种编年体史书，按照年月日记载当时所发生的大事，是由官方史官编修的重要文献。但虽然叫“实录”，总有“实录不实”的说法。毕竟，能打扮一下，为啥不把历史整好看点呢？
改《实录》并不少见，历朝历代改《实录》频率最高的，还要属大清朝。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实录有过五种不同的版本，皇太极的实录也有三种。
清史专家孟森曾说：“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
这话可能夸张了些。但清代的本朝史的确不是照实记录，而是不断更新的动态文本。
脸上贴金的必要
刚入关的清朝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和大明“脱钩”，显得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独立政权。
在后金建立之前，女真贵族与明之间长期保持着臣属关系。努尔哈赤本人曾接受明朝的册封，对明朝效忠。崇德元年（1636年）初修的《清太祖皇帝实录》并未掩饰他和明朝的关系。
在这版《实录》中，明朝被叫做“大明”和“大明国”，明帝是“万历皇帝”或者“大明皇帝”，明朝的诏谕是“敕书”，给明朝的文书是“奏大明”。
然而到了康熙乾隆年间，以上的内容都被删改殆尽。“大明”改成了“明”和“明国”，“大明皇帝”改成了“明万历帝”“明国君”，“奏大明”则是变成了“告明国”或者“谓明”。双方仿佛是平等了。
到了定本的《清太祖实录》，女真和大明的地位干脆掉了个个。大明成了毕恭毕敬的臣子，满洲反成了天朝上国。“奏大明”变成了“传谕明国”“往诘明国”；明朝来信改成了“遣使谢曰”。
与大明“脱钩”之后，下一步就要证明自己的天命所归了。因此，在史书里，爱新觉罗家的祖先是个仙女，吞朱果生了爱新觉罗家的祖先。
除了出身高贵，天降伟人还必须文武双全。
努尔哈赤在文化方面比较有进步空间。初版《实录》中，努尔哈赤攻明前，用口语向领兵诸王臣说了些常见的兵法：“平时以正为上，军中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钝兵为上。”
但在定本中，这位部落首领忽然有了文采，训示也上升到哲学高度：“凡安居太平，贵于守正。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
塑造开国皇帝的形象，还必须描述人民群众对他的真挚感情。
初版《实录》中，太祖死后“诸王臣并官民哀声不绝”，这太不到位了。于是在定本中，改成“诸贝勒大臣及侍卫以至群臣万民，哀痛呼号，如丧考妣，远近不绝”。这才像天降伟人。
大清起兵之初朴实刚健，杀人放火抢劫拆屋一点没少做。
清初有六大恶政，圈地、投充、逃人、剃发、易服和屠城。这在清初的历史纪录中并不讳言，但是到了清中期，就成了要想尽办法遮掩洗白的对象，在最后成书的《实录》中基本不见了。
在初版的努尔哈赤《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九月二十五日，遣兵掠会安堡，屠戮甚众，得人畜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斩于抚顺关，留一人，割双耳，令执书回。”
然而在乾隆年间定稿中，文字变成了“我军略地至抚顺城北之会安堡，俘千人，戮三百人，于抚顺关留一人俾执书”。抢劫变成了正经的军事行动，把人和牲畜一起当财产算的“人畜”被修改为政治正确的“俘千人”。割耳朵这种残忍的事也不见了。
早期女真人的社会形态相对原始，还存在着诸如活人殉葬，子娶后母、弟收寡嫂的收继婚之类的习俗，这让后世汉人看见就太丢人了。
初修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曾记载皇后死后，努尔哈赤命令四个婢女殉葬：“九月内，中宫皇后薨……太祖爱不能舍，将四婢殉之。”这些泥腿子野蛮人行径，自然被后来自以为儒家道统在握的子孙们抹去了。
你来我往的修改
其实清代的皇帝们也要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乾隆这种内定的皇帝自然不用慌，但是，冲龄即位的顺治、康熙和投身“九龙夺嫡”的雍正，都面临着改史书的重大任务。
顺治皇帝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叔父多尔衮。多尔衮和皇太极是异母兄弟，多尔衮母亲为大妃，皇太极母亲地位较低。皇太极继位后，逼令多尔衮的母亲为努尔哈赤殉葬，并且在实录中把她写得有人品问题。
多尔衮的母亲由最受宠爱的大妃变成了“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而皇太极自己的母亲成了“太后”，《太祖武皇帝实录》变成了《太祖太后实录》，正儿八经母凭子贵了。
在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夺回了话语权。皇太极钦定的《太祖太后实录》，又被多尔衮改回《太祖武皇帝实录》，去掉了太后的事，也把关于多尔衮母亲不好的记载删掉了。
多尔衮病死后，顺治皇帝亲政，将多尔衮定为“谋逆”。顺治是皇太极之子，自然忍不了多尔衮修改史书贬低奶奶的事，于是又把《实录》变本加利地改了回去。
性格更加敏感细腻的雍正皇帝相信，篡改实录必须自己来。康熙的《圣祖仁皇帝实录》修成后，雍正帝以“字画、音句、人名、地名”不够统一为理由，要求大臣对实录进行酌改，“用签标出”后，由皇帝钦定。
雍正删改得有多努力呢？最少删了几百卷。
顺治在位十八年，有实录一百四十四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只有实录三百卷，而乾隆在位六十三年，有实录一千五百卷。数字一比，足见雍正皇帝大刀阔斧的力度。
康熙皇帝夸奖了其他的皇子，尤其是废太子，当然要删掉。康熙皇帝申斥了雍正，更要删掉。总之，一定要证明雍正在康熙生前深受恩宠，“简在帝心”，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
除了改爸爸的《实录》，雍正对于自己的实录也不放过。《实录》是依照《起居注》中的材料编纂的，但是，在对照《雍正起居注》和雍正朝实录时，历史学家们又发现了异常。
在《雍正起居注》中，雍正说过，自己在当藩王时，曾有人拉拢自己加入允禩党。在《实录》中，这种影响皇帝英明，影射皇帝结党的事情，当然要尽数删掉。
在《起居注》中，雍正曾经面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向日朕在藩邸时，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死生利害，听之于命，盖未任天下之重也。”
后来编纂《实录》时，“死生利害”被改成了“此身利害”。如此一来，就掩盖了雍正是通过你死我活的党争上位的，更显得位之正。
删删减减后，乾隆年间，大清人民终于有了自己认可的历史：
大清得国极正，让大明俯首称臣；天下大乱后，太祖努尔哈赤英明神武天纵奇才，龙兴东土，王师顺动，扫荡逆贼，得有天下；历代皇帝个个人品贵重、克承大统。
有的放矢的表扬
皇帝们的生平需要再次发明，臣子们也经常要面对历史的重新评价。
在清军入关之初，对明代留下的大批官员需要拉一批打一批。因此，凡叛明降清者被写成顺天应人，凡忠于明室、抗清死难者则视为“梗化”，罪在必诛。
但到了江山坐稳后，这种对前朝叛徒的赞美就不合时宜了。清朝皇帝的身份从满洲征服者变成了全天下人的皇帝，其优先项也就变成了宣扬古今忠臣忠君爱国的美德。
乾隆皇帝把那些为明朝战死疆场、殉国自尽的“梗化”臣子拉了出来，树为正面典型公开表彰，以“立千古臣道之防”，其中就有战死的孙传庭。曾被表彰的背叛明朝的大清功臣，此时反成了严惩的对象，全部被写进了《贰臣传》，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即便是为大清打下了大半江山的洪承畴和孔有德亦不能免。
《贰臣传》外，还有《逆臣传》。那些左右横跳、反复叛变，立场不坚定的人，都被放在了《逆臣传》里。历史的评判不是盖棺定论，只要风向变了，躺在棺材中的人就要准备好新的历史奇遇了。
如农民军起家的王辅臣，因为首鼠两端兼战功赫赫，被人叫做“活吕布”。先起义反明，又归降明军，又投靠清朝，又跟着吴三桂谋反，再投降清朝反攻吴三桂。乾隆皇帝称其“形同狗彘、腼颜无耻”，特地写入《逆臣传》。
当然，世事如此变幻莫测，皇帝不光要重新鉴定臣子的忠诚，也需要随时修改自己过去的言行，以确保永远正确的形象。
在平定三藩期间，康熙皇帝自述：“迩年以来，大兵诸路征缴，军需浩繁，一切供应，皆取于民。”在另一个场合，康熙承认米豆草料都是向民间摊派，“不给价值”，造了大孽。
但到战胜之后，康熙耀武扬威立刻改口，“大兵需用钱粮浩翻，不于民间加征，故天下生灵无不威戴”，还反问道：“朕岂宜受加派之名乎？”
然而，胜利并非像康熙口中来的那般容易。贸然削藩导致的三藩之乱给康熙留下一生的心理阴影。他曾在一道谕旨中后怕地说：
“吴三桂背恩反叛，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在在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今幸赖天地祖宗之灵，剿灭逆贼，方为此言。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
自己差点就要为不可收拾的局面负全责了，言语间充满了侥幸。
但这话实在太不符合圣祖皇帝高瞻远瞩的英明形象。不知是本人的指示还是儿子的体贴，《实录》里的这条上谕将“将若之何”改成了“百姓不几疲敝耶”，最后一句反问则被删掉，仿佛康熙只是在同情民生艰苦。
康熙《实录》的另一明显篡改是噶尔丹之死。康熙征讨准噶尔时，曾预言噶尔丹只会有三种结局：投降、自杀或被俘。结果多年战争后，清军也没能抓到噶尔丹，他病死了。为了维护皇上的面子，《实录》强行称其服毒自尽。
雍正朝的《实录》也没少为了掩盖雍正皇帝的黑暗心理而大加篡改。
雍正即位不久，就已猜忌除掉年羹尧、隆科多等人，在许多朱批和文献中留下了证据。雍正二年，年羹尧得胜回京不久，他便告诫大臣齐苏勒，“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并暗中收集其罪证。
明面上，雍正一再用肉麻的表白拉拢年羹尧，大打糖衣炮弹，直至次年三月，以年羹尧“朝乾夕惕”误写成“夕惕朝乾”的借口突然袭击，发动满朝文武打倒年羹尧。
年羹尧、隆科多相继被铲除后，《实录》中有关案发前雍正处心积虑对付他们的记载都被删了个干净。于是在正史乃至于正史改编的故事中，便只剩下奸臣疯狂作死，雍正一再容忍，不得不依法处置的情节了。
类似这样的手艺，大清国君臣直到穷途末路时也没丢掉。
清末义和团如日中天时，一度把洋人和教民们围困在西什库教堂。正在疯劲头上、想利用义和团杀洋人的朝廷发布谕旨：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勿用枪炮轰击。”
但到了《光绪实录》中，这段话变成了“如有教民窜出，不可加害，当饬队保护。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勿用枪炮轰击”。
这显然是向洋人示好，怕洋人问罪的朝廷妄图摘出自己，把锅甩给义和团的把戏。
本文写作参考了：李建宏：《〈清实录〉篡改问题之我见》，《山西档案》1997年第3期。杨立新、朱正业：《〈清实录〉曲笔之考察》，《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闻韶：《怎样为子孙留下正确的历史》。王记录：《修史与政治：清代帝王的政治需要与官方当代史的书写》，《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