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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背后的“仁宗盛世”
2020年07月31日 14:20:18 手机看新闻  
 

    电视剧《清平乐》的热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也让很多人对宋朝产生了兴趣。在今人看来,宋朝是一个评价两极、让人有些“疑惑”的朝代。一方面,由北宋到南宋,江山不整、“积贫积弱”历史的书写伴随着国仇家恨、仓皇北顾;一方面,两宋之际文化繁盛、思想活跃,在士人政治与人文艺术诸领域都极富特色,留下诸多掌故传说,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不过剧情长达70集的《清平乐》里的主要人物,宋仁宗赵祯,这位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如果不是今天电视剧的热播,恐怕还不被人重视。

  你看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想起宋仁宗赵祯和他的“仁宗盛世”。

  这期的“国风堂”,让我们跳出《清平乐》,来看看历史上真实的宋仁宗和他的时代。

  历史上的宋仁宗

  既然我们从《清平乐》说起,那么先来看一看以往众多文艺作品中,宋仁宗扮演了什么角色,原来他一直是跑龙套的。比如电视剧《包青天》,播了几百集,可谓是风靡一时,这《包青天》的背景虽然设定是宋仁宗朝,但你现在记得宋仁宗是谁扮演的吗?你只会记得演包公的金超群、演展昭的何家劲。

  其实宋仁宗不仅在现代人制作的影视作品中“打酱油”,在传统民间文人创作的文艺作品中,他也一直都是“跑龙套”。自元朝至晚清,不管是元杂剧,还是明清传奇、小说,还是话本、地方戏,都有许多以宋仁宗朝为历史背景的作品,比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就连讲徽宗朝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但是,在这些故事演义中,宋仁宗从未唱主角。就连讲仁宗身世的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仁宗扮演的还是小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包公。

  因此,在作家吴钩看来,宋仁宗是被世人严重低估的一位盛世之主。

  之所以说宋仁宗赵祯略显平常,声名不太显赫,是因为我们拿的参照标准太高了,比起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帝王,赵祯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独领风骚,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既没有太多的武功,也不见出奇的文治,

  不过赵祯作为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能够约束自己,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因此受到后世的称赞。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称“仁宗盛治”。

  赵祯庙号仁宗,这是中国所有皇帝中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皇帝。用“仁”字做庙号,可见当时的人已经把宋仁宗和古代圣贤相提并论。宋朝人自己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庆历、嘉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三代,指夏商周三代,在传统儒家看来,三代代表了一种完美的理想治理状态。也就是说,宋朝士大夫认为仁宗皇帝的仁治,差不多达到理想中的三代之治,这可是任何一个君王做梦都想实现的。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4月30日),赵祯于汴梁皇宫驾崩,享年五十四岁。据《宋史》记载,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

  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作家吴钩在他的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中,介绍宋仁宗赵祯的一生经历看似平庸无奇,但他治下却诞生了许多名垂千古的人物,例如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韩琦、吕夷简等等,历史上任何一朝帝王都无法与其抗衡。

  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就像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得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仁宗朝的大才子苏轼也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

  先来看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唐诗宋词为中国古典诗歌并峙之两大高峰,后人习惯将宋词分为豪放词、婉约词两大流派,豪放词的领袖苏东坡,婉约词的领袖柳永,都是仁宗时代的一流诗人。

  再来看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等学术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宋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再来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也集中出现在宋仁宗的时代,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是仁宗朝的中坚力量,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最后来看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宋代最聪明的两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凭着这一点,宋仁宗就很不简单。

  皇后公主的悲欢

  《清平乐》剧终,随着歌曲《桃夭》的一咏三叹:“桃之夭夭秦喻语,宜家宜室逸夫妻,奈何浅缘寄深情。惟天命,且择秋日绘双喜……”剧中主角们的故事也一个个画上了句号。让人唏嘘,让人意难平。

  那么在相对真实的历史里,那些皇后和公主,身处政治权力的漩涡中心,即使天资出众,貌美如花,却往往成为政治倾轧的手段和牺牲品。

  《清平乐》中的曹丹姝出身名门,祖父是北宋开国元勋。曹丹姝熟读经史,善书法,写得一手“飞白书”。也是因为这些过硬的条件,她才能被挑剔的臣子推举为皇后的最佳人选。曹皇后贤良淑德,但与仁宗并不睦。按照《清平乐》的描述,两人之间因为误会而疏离,其实内心深爱着彼此。电视剧美化了这段感情,据史书记载,曹皇后一生无子,不得仁宗宠爱,险些被废。想必仁宗在世时,她的日子是有些难过的。

  曹皇后是仁宗的第二任皇后,第一任郭皇后下场十分凄惨。郭皇后同样出身世家,在太后的支持下被立为皇后,但不得仁宗欢心。郭皇后性情张扬,在一次与其他妃子的争执中,抓伤了仁宗。与郭皇后有隙的宰相吕夷简趁机让谏官建议废后。被废后,郭氏进入道观清修。仁宗一度后悔,想接郭氏回宫,但最后不了了之。《清平乐》还原了这一段历史。

  古代皇帝拥有至高的权力,皇后也享有崇高的尊荣,身负沉重职责。皇后多出自权势豪门,代表重要的政治势力,能帮助皇帝巩固权力,管理后宫,传承子嗣。与此相比,夫妻感情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皇后来说,与其说皇帝是自己的夫君,其实更像是领导。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得到皇帝的肯定非常重要。

  如果皇后心思简单,很容易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就像仁宗的郭皇后这样。但如果皇后心机深沉,富有才干,皇帝就要担心自己被分权,担心外戚势力崛起。

  也有一些皇后,备受史学家的称赞,被誉为“贤后”,如光武帝阴皇后、唐太宗长孙皇后、明太祖马皇后,她们的共同点是自身品德优良,能规谏皇帝行善,生育子嗣。而史学家的评判,也多是根据其是否履行好皇后的职责,至于她们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那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清平乐》中,福康公主赵徽柔是仁宗最宠爱的公主。她出生的时候,仁宗大赦天下,还送给她最宝贵的夜明珠。生活压抑的仁宗,希望能让她做大宋最快乐的女子。而在赵徽柔与内侍梁怀吉产生感情后,却依然强令其嫁给李玮。不堪忍受的赵徽柔在梁怀吉的陪伴下夜闯宫门,违背礼法,遭到弹劾。赵徽柔与李玮离婚,与梁怀吉分离,困守孤城。这段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在剧中被美化了,史书中的福康公主命运更加凄惨。离婚后,她被仁宗下令复婚,婚后夫妻分居两地。仁宗去世后,公主遭到夫家的苛待,生病时也得不到照顾,三十三岁就悲惨地死去。

  作为皇帝的女儿,公主有自己的使命,虽然生活条件优渥,却也有很多不得已。遇上边境战乱,公主被迫和亲,远嫁边疆。赶上权臣当道,被皇帝嫁去笼络权臣。或者用来抚恤功臣,招揽人才。真正考虑公主的婚姻是否幸福,而详细考察驸马人品、家世的皇帝,极为少见。

  而且出身皇家的公主,生来就靠近权力斗争的核心,涉足其中后,一不小心就会被权力吞噬。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富有政治能力和胆识魅力,她积极帮母亲谋划,成为武则天的心腹,权倾朝野。后来在与李隆基的权力斗争中,太平公主败下阵来,被赐死。

  一般说来,越是得到皇帝宠爱的公主,权力越高,生活条件越好,但是命运如何却不好说。福康公主、高阳公主、太平公主,都是得宠的公主,却都下场凄惨。与她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福康公主的妹妹庆寿公主。庆寿公主很小的时候仁宗就去世了,她并没有得到父亲的多少宠爱。嫁给重臣钱景臻后,生儿育女,一生顺遂。靖康之变中,皇帝和帝姬、族姬大部分都被掳走,庆寿公主却幸免于难。她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七位皇帝,八十六岁高寿而终。史书中关于福康公主的记载洋洋洒洒,而庆寿公主的事迹寥寥无几。这位没有多少故事的公主,被很多人评为“史上最好命的公主”,也许真的是平淡是福。

  皇后与公主,各有各的无奈,高贵的身份,让她们享受到无与伦比的生活条件,而身份却也是一个笼子,限制了她们的自由。

  宋朝GDP到底是多少

  关于宋朝的GDP,中文世界流行着许多说法。最常见的是两种。一种称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80%,另一种称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

  在言九林看来,这两个数据都不可信。他在《别再吹“宋朝GDP占世界的80%”》一文中用数据说话,分析宋朝GDP的情况。

  言九林认为,“占世界的80%”之说,源头已不可考,也没有任何学术和史料依据。它的广泛传播,与央视《百家讲坛》一档谈宋史的节目有关。节目中,讲述人介绍了这个数据,且对其持肯定态度。

  而“占世界的60%以上”之说,则出自误读。误读来自于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项利用购买力换算得出的统计,认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正值中国的北宋时期),亚洲(不包括日本)的GDP规模是789亿国际元,整个世界的GDP规模是1168亿国际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7%左右。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主要就是北宋,所以有了“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的说法”。而在该书的“附录”中,麦迪森还有更详细的表述——他将“亚洲(不包括日本)”这一区域,划分成了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三个部分。附录中显示,中国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GDP规模,是265.5亿国际元,只占到世界GDP总量的22.7%;印度占到了28.9%。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而非“北宋”。他在书中将公元100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确定为5900万。一般认为,公元980年的北宋人口大约是3250万;这5900万人当中,显然还包括了辽、西夏、大理等处的人口。也就是说,若以麦迪森的计算为依据,那么,在公元1000年前后,北宋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是要少于22.7%的。

  此外,麦迪森还有一个关于“人均GDP”的数据对比。他通过购买力换算,得出结论:公元960年,也就是北宋立国之时,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1990年的450美元,比同期的欧洲略高。

  遗憾的是,因为无法带来血脉贲张的快感,麦迪森的这个数据,很少被中文知识界引用。传播最广泛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北宋人均GDP达到了2280美元”。

  当然了,中国开始统计GDP,是1980年代的事情。麦迪森的上述统计,是在数据非常不充分的条件下,做出的一种学术估计,而非精确计算。

  其实,判断一个朝代的生存环境对民众是否友好,不必使用后世发明的GDP之类的概念,由传统的财税制度入手,也足以管中窥豹。

  北宋开国,民众承受的税赋,其实是很高的。朱熹就说过,“祖宗创业之初”有很多事要花钱,老百姓承受的负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比前代重出了许多。

  两宋三百年,这种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宋仁宗时代,包拯在奏折里说:天下的纳税户口没怎么变,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加了一倍有余,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些年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开始玩“折变”,玩“重率暴敛”,也就是变相增税。他问宋仁宗:“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这样一天天地增税增下去,何时是个尽头呢?

  包拯说的,主要是农业税。增税的核心动力,是养活庞大的禁军与官吏集团。北宋禁军的数量,在宋太祖时代已有37.8万余人,到宋仁宗时代,则高达125万余人,同时代的欧阳修发出过“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的感慨。至于官吏数量,仅1001年就裁减了19.5万冗吏;而未被裁减者的数量,又远远多于裁减者。为了养活这近两百万人,北宋的财政很早就入不敷出了,宋真宗天禧年间的收支核算是:天下总支出15085.01万,总收入是12675.52万,亏空了2400余万。

  宋仁宗时代,大臣贾昌朝对皇帝说过这样一番触目惊心的话:

  “臣我治理过京畿附近的一个县邑。邑中驻扎了三千名禁军,留出一万户百姓的税赋,仅够勉强供应他们,郊祀庆赏之钱还得从内库中开支。江淮每年向京师输送600余万石粮食,但江淮一年的输入,仅勉强够国家一个月的开支,其中军队占去三分之二,冗食占去三分之一。国库里已没有什么储蓄。天下无事已久,财富既不藏于国库,也不藏于民间,一旦有天灾有战事,可怎么办呢?”

  在这种状况下,宋朝之所以还能立国三百年,是因为它在商业采取了与前代不同的政策,不但不再抑商,甚至还有了一些重商色彩。在宋代的多数时候,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超过了农业税赋。

  本文写作参考了吴钩:《没有雄才大略为何评价很高?》;中华书局:《清平乐终,美满结局难觅》;言九林:《别再吹“宋朝GDP占世界的80%”》,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

来源:乐清日报  编辑:章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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