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清平乐》的热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也让很多人对宋朝产生了兴趣。在今人看来，宋朝是一个评价两极、让人有些“疑惑”的朝代。一方面，由北宋到南宋，江山不整、“积贫积弱”历史的书写伴随着国仇家恨、仓皇北顾；一方面，两宋之际文化繁盛、思想活跃，在士人政治与人文艺术诸领域都极富特色，留下诸多掌故传说，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不过剧情长达70集的《清平乐》里的主要人物，宋仁宗赵祯，这位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如果不是今天电视剧的热播，恐怕还不被人重视。

　　你看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想起宋仁宗赵祯和他的“仁宗盛世”。

　　这期的“国风堂”，让我们跳出《清平乐》，来看看历史上真实的宋仁宗和他的时代。

　　历史上的宋仁宗

　　既然我们从《清平乐》说起，那么先来看一看以往众多文艺作品中，宋仁宗扮演了什么角色，原来他一直是跑龙套的。比如电视剧《包青天》，播了几百集，可谓是风靡一时，这《包青天》的背景虽然设定是宋仁宗朝，但你现在记得宋仁宗是谁扮演的吗？你只会记得演包公的金超群、演展昭的何家劲。

　　其实宋仁宗不仅在现代人制作的影视作品中“打酱油”，在传统民间文人创作的文艺作品中，他也一直都是“跑龙套”。自元朝至晚清，不管是元杂剧，还是明清传奇、小说，还是话本、地方戏，都有许多以宋仁宗朝为历史背景的作品，比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就连讲徽宗朝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但是，在这些故事演义中，宋仁宗从未唱主角。就连讲仁宗身世的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仁宗扮演的还是小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包公。

　　因此，在作家吴钩看来，宋仁宗是被世人严重低估的一位盛世之主。

　　之所以说宋仁宗赵祯略显平常，声名不太显赫，是因为我们拿的参照标准太高了，比起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帝王，赵祯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独领风骚，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既没有太多的武功，也不见出奇的文治，

　　不过赵祯作为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能够约束自己，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因此受到后世的称赞。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称“仁宗盛治”。

　　赵祯庙号仁宗，这是中国所有皇帝中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皇帝。用“仁”字做庙号，可见当时的人已经把宋仁宗和古代圣贤相提并论。宋朝人自己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庆历、嘉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三代，指夏商周三代，在传统儒家看来，三代代表了一种完美的理想治理状态。也就是说，宋朝士大夫认为仁宗皇帝的仁治，差不多达到理想中的三代之治，这可是任何一个君王做梦都想实现的。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4月30日），赵祯于汴梁皇宫驾崩，享年五十四岁。据《宋史》记载，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

　　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作家吴钩在他的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中，介绍宋仁宗赵祯的一生经历看似平庸无奇，但他治下却诞生了许多名垂千古的人物，例如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韩琦、吕夷简等等，历史上任何一朝帝王都无法与其抗衡。

　　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就像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得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仁宗朝的大才子苏轼也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

　　先来看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唐诗宋词为中国古典诗歌并峙之两大高峰，后人习惯将宋词分为豪放词、婉约词两大流派，豪放词的领袖苏东坡，婉约词的领袖柳永，都是仁宗时代的一流诗人。

　　再来看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等学术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宋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再来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也集中出现在宋仁宗的时代，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是仁宗朝的中坚力量，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最后来看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宋代最聪明的两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凭着这一点，宋仁宗就很不简单。

　　皇后公主的悲欢

　　《清平乐》剧终，随着歌曲《桃夭》的一咏三叹：“桃之夭夭秦喻语，宜家宜室逸夫妻，奈何浅缘寄深情。惟天命，且择秋日绘双喜……”剧中主角们的故事也一个个画上了句号。让人唏嘘，让人意难平。

　　那么在相对真实的历史里，那些皇后和公主，身处政治权力的漩涡中心，即使天资出众，貌美如花，却往往成为政治倾轧的手段和牺牲品。

　　《清平乐》中的曹丹姝出身名门，祖父是北宋开国元勋。曹丹姝熟读经史，善书法，写得一手“飞白书”。也是因为这些过硬的条件，她才能被挑剔的臣子推举为皇后的最佳人选。曹皇后贤良淑德，但与仁宗并不睦。按照《清平乐》的描述，两人之间因为误会而疏离，其实内心深爱着彼此。电视剧美化了这段感情，据史书记载，曹皇后一生无子，不得仁宗宠爱，险些被废。想必仁宗在世时，她的日子是有些难过的。

　　曹皇后是仁宗的第二任皇后，第一任郭皇后下场十分凄惨。郭皇后同样出身世家，在太后的支持下被立为皇后，但不得仁宗欢心。郭皇后性情张扬，在一次与其他妃子的争执中，抓伤了仁宗。与郭皇后有隙的宰相吕夷简趁机让谏官建议废后。被废后，郭氏进入道观清修。仁宗一度后悔，想接郭氏回宫，但最后不了了之。《清平乐》还原了这一段历史。

　　古代皇帝拥有至高的权力，皇后也享有崇高的尊荣，身负沉重职责。皇后多出自权势豪门，代表重要的政治势力，能帮助皇帝巩固权力，管理后宫，传承子嗣。与此相比，夫妻感情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皇后来说，与其说皇帝是自己的夫君，其实更像是领导。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得到皇帝的肯定非常重要。

　　如果皇后心思简单，很容易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就像仁宗的郭皇后这样。但如果皇后心机深沉，富有才干，皇帝就要担心自己被分权，担心外戚势力崛起。

　　也有一些皇后，备受史学家的称赞，被誉为“贤后”，如光武帝阴皇后、唐太宗长孙皇后、明太祖马皇后，她们的共同点是自身品德优良，能规谏皇帝行善，生育子嗣。而史学家的评判，也多是根据其是否履行好皇后的职责，至于她们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那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清平乐》中，福康公主赵徽柔是仁宗最宠爱的公主。她出生的时候，仁宗大赦天下，还送给她最宝贵的夜明珠。生活压抑的仁宗，希望能让她做大宋最快乐的女子。而在赵徽柔与内侍梁怀吉产生感情后，却依然强令其嫁给李玮。不堪忍受的赵徽柔在梁怀吉的陪伴下夜闯宫门，违背礼法，遭到弹劾。赵徽柔与李玮离婚，与梁怀吉分离，困守孤城。这段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在剧中被美化了，史书中的福康公主命运更加凄惨。离婚后，她被仁宗下令复婚，婚后夫妻分居两地。仁宗去世后，公主遭到夫家的苛待，生病时也得不到照顾，三十三岁就悲惨地死去。

　　作为皇帝的女儿，公主有自己的使命，虽然生活条件优渥，却也有很多不得已。遇上边境战乱，公主被迫和亲，远嫁边疆。赶上权臣当道，被皇帝嫁去笼络权臣。或者用来抚恤功臣，招揽人才。真正考虑公主的婚姻是否幸福，而详细考察驸马人品、家世的皇帝，极为少见。

　　而且出身皇家的公主，生来就靠近权力斗争的核心，涉足其中后，一不小心就会被权力吞噬。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富有政治能力和胆识魅力，她积极帮母亲谋划，成为武则天的心腹，权倾朝野。后来在与李隆基的权力斗争中，太平公主败下阵来，被赐死。

　　一般说来，越是得到皇帝宠爱的公主，权力越高，生活条件越好，但是命运如何却不好说。福康公主、高阳公主、太平公主，都是得宠的公主，却都下场凄惨。与她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福康公主的妹妹庆寿公主。庆寿公主很小的时候仁宗就去世了，她并没有得到父亲的多少宠爱。嫁给重臣钱景臻后，生儿育女，一生顺遂。靖康之变中，皇帝和帝姬、族姬大部分都被掳走，庆寿公主却幸免于难。她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七位皇帝，八十六岁高寿而终。史书中关于福康公主的记载洋洋洒洒，而庆寿公主的事迹寥寥无几。这位没有多少故事的公主，被很多人评为“史上最好命的公主”，也许真的是平淡是福。

　　皇后与公主，各有各的无奈，高贵的身份，让她们享受到无与伦比的生活条件，而身份却也是一个笼子，限制了她们的自由。

　　宋朝GDP到底是多少

　　关于宋朝的GDP，中文世界流行着许多说法。最常见的是两种。一种称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80%，另一种称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

　　在言九林看来，这两个数据都不可信。他在《别再吹“宋朝GDP占世界的80%”》一文中用数据说话，分析宋朝GDP的情况。

　　言九林认为，“占世界的80%”之说，源头已不可考，也没有任何学术和史料依据。它的广泛传播，与央视《百家讲坛》一档谈宋史的节目有关。节目中，讲述人介绍了这个数据，且对其持肯定态度。

　　而“占世界的60%以上”之说，则出自误读。误读来自于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项利用购买力换算得出的统计，认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正值中国的北宋时期），亚洲（不包括日本）的GDP规模是789亿国际元，整个世界的GDP规模是1168亿国际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7%左右。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主要就是北宋，所以有了“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的说法”。而在该书的“附录”中，麦迪森还有更详细的表述——他将“亚洲（不包括日本）”这一区域，划分成了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三个部分。附录中显示，中国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GDP规模，是265.5亿国际元，只占到世界GDP总量的22.7%；印度占到了28.9%。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而非“北宋”。他在书中将公元100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确定为5900万。一般认为，公元980年的北宋人口大约是3250万；这5900万人当中，显然还包括了辽、西夏、大理等处的人口。也就是说，若以麦迪森的计算为依据，那么，在公元1000年前后，北宋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是要少于22.7%的。

　　此外，麦迪森还有一个关于“人均GDP”的数据对比。他通过购买力换算，得出结论：公元960年，也就是北宋立国之时，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1990年的450美元，比同期的欧洲略高。

　　遗憾的是，因为无法带来血脉贲张的快感，麦迪森的这个数据，很少被中文知识界引用。传播最广泛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北宋人均GDP达到了2280美元”。

　　当然了，中国开始统计GDP，是1980年代的事情。麦迪森的上述统计，是在数据非常不充分的条件下，做出的一种学术估计，而非精确计算。

　　其实，判断一个朝代的生存环境对民众是否友好，不必使用后世发明的GDP之类的概念，由传统的财税制度入手，也足以管中窥豹。

　　北宋开国，民众承受的税赋，其实是很高的。朱熹就说过，“祖宗创业之初”有很多事要花钱，老百姓承受的负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比前代重出了许多。

　　两宋三百年，这种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宋仁宗时代，包拯在奏折里说：天下的纳税户口没怎么变，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加了一倍有余，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些年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开始玩“折变”，玩“重率暴敛”，也就是变相增税。他问宋仁宗：“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这样一天天地增税增下去，何时是个尽头呢？

　　包拯说的，主要是农业税。增税的核心动力，是养活庞大的禁军与官吏集团。北宋禁军的数量，在宋太祖时代已有37.8万余人，到宋仁宗时代，则高达125万余人，同时代的欧阳修发出过“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的感慨。至于官吏数量，仅1001年就裁减了19.5万冗吏；而未被裁减者的数量，又远远多于裁减者。为了养活这近两百万人，北宋的财政很早就入不敷出了，宋真宗天禧年间的收支核算是：天下总支出15085.01万，总收入是12675.52万，亏空了2400余万。

　　宋仁宗时代，大臣贾昌朝对皇帝说过这样一番触目惊心的话：

　　“臣我治理过京畿附近的一个县邑。邑中驻扎了三千名禁军，留出一万户百姓的税赋，仅够勉强供应他们，郊祀庆赏之钱还得从内库中开支。江淮每年向京师输送600余万石粮食，但江淮一年的输入，仅勉强够国家一个月的开支，其中军队占去三分之二，冗食占去三分之一。国库里已没有什么储蓄。天下无事已久，财富既不藏于国库，也不藏于民间，一旦有天灾有战事，可怎么办呢？”

　　在这种状况下，宋朝之所以还能立国三百年，是因为它在商业采取了与前代不同的政策，不但不再抑商，甚至还有了一些重商色彩。在宋代的多数时候，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超过了农业税赋。

　　本文写作参考了吴钩：《没有雄才大略为何评价很高？》；中华书局：《清平乐终，美满结局难觅》；言九林：《别再吹“宋朝GDP占世界的80%”》，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