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乐清中学(以下简称乐中)迎来建校80周年之际，母校给我寄来了一份印制精美的“约稿函”，希望我能“提笔抒怀”，对此我感到既荣幸又义不容辞。但是，回忆近半个世纪前在乐中的学习生活，犹如年轻时看过的某部经典电影留在脑海里的印象，总有一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感觉。下文记述的，是我在乐中求学期间“个人生活史”的几个小片段，希冀从中也能折射出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些特点。
鼓励是最好的教育
我1956年7月出生在乐清市城东街道(原慎海公社)珠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1972年2月到1974年1月，我在乐中高中部学习，当时学制两年，原校区即为现乐成第一中学所在地。我们是“文革”期间乐中招收的第二届高中生，共有四个班，每班60多人，高一时我被分在一班，同班同学来自白石、象阳、湖头、城东、城南、城北和慎海等公社。高二时，来自慎海公社的同学被调到四班，据说是为了便于老师家访。
在乐中高一(1)班学习一两周后，我就发现自己的知识基础和“知识结构”，与来自平原地区、初中教育条件较好的同学比较，明显存在着一些差距与不足，主要原因在于我此前接受的初中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尤为残缺不全。我在珠垟小学毕业后，紧接着的初中教育也是在村小的“附设初中班”里完成的。这个“附设初中班”，我们属于首届，全班只有16位同学，其中大多数是本村农家孩子，小部分则来自附近的黄良等地，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原小学教师。初中两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语(当时没有“语文”)、数学、政治、农业基础知识、体育等，但从没有学过初中英语、化学、历史、地理等。到毕业时，经过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方式，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同学获得了到乐中读高中的资格。面对自己初中知识基础的明显差距，心中不免感到有几分焦急和自卑。
教高一(1)班语文课的是吴振宇老师。全班同学第一篇作文上交后，吴老师挑选了六篇作文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其中有我的一篇，他对这六篇作文及其作者给予了较高评价和热情鼓励，并要求这六位同学自选题目再写一篇。第二次上交的六篇作文，印象中只有我这一篇被再次张贴到墙壁上。当时入校不久，此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鼓励作用，既大大增强了学习追赶的自信心，也空前激发起语文学习的热情和写作兴趣。
1972年暑假期间，高一(1)班主任潘成安老师不辞辛苦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进行访问。当他翻山越岭步行10多公里将第一学期成绩单送到我家时，我看到自己从零开始学习、也最担心的高中英语、化学成绩都及格了(尽管分数不高，分别只有70分左右)，其他课程成绩都在90分以上。潘老师还当着我父母的面，对我进行了一番表扬与鼓励。
到了高一下学期，学校要抽调几位同学参加校内学农种蘑菇劳动，或许这也是学校出于增加一点食堂自给自足的考虑吧！中秋节后的一天，潘老师对我说：高一(1)班要抽调我去种蘑菇，时间大约两个月左右。我对此感到颇为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好几天心情有些沉重，因为自己的小学教育特别是初中教育基础本来就很薄弱，好不容易能读高中却又要去种蘑菇，这不是要浪费宝贵时间、严重影响学习吗？没过几天，我就向潘老师说了自己的顾虑和担心，希望能抽调其他成绩较好的同学去，记得潘老师大致是这样答复我的：仁寿，我考虑过，你聪明勤奋，学习没问题的，尽管放心去吧！班主任老师这么鼓励，我就不好多说什么了，只能自我劝慰放下思想包袱，将时间利用好边学习边种蘑菇了。到第二学期期末考试结果出来后，我在班里成绩有幸名列前茅，还被评为“三好学生”。
我切身体会到，鼓励是最重要的教育，同时也是最基本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方法。学生都是很在意很看重老师对自己的评价的，来自老师几句热情鼓励的话，往往就能大大增强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学习动力，激发出学生的潜能，甚至因此而改变一个学生的命运。
条件艰苦也要努力
我读高中那两年，我国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动乱时期。当时我的学习生活条件，不仅在物质上显得很是匮乏，而且连课外读物、工具书和学习时间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我有六个兄弟姐妹，上有疾病缠身的奶奶，主要靠父母起早摸黑干农活和通过养母猪养鸡养兔等增加点副业收入，勉强维持九口之家低水平的温饱生活，艰难困苦状况自不待言。我读高中时，带到学校的主食主要是地瓜干，另有少量大米，同时也会带些鱼干、虾皮和咸菜等。每次打开食堂蒸出来的盒饭，浮在上面的全是黑乎乎的地瓜干，因为不多的米饭总是沉在饭盒底部，看到来自平原地区的同学吃的是白米饭，心里还是很羡慕的哩！有时早餐我会去食堂买一根油条、一个馒头和一碗稀饭，那种狼吞虎咽带来的满足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大餐了！我穿的衣服，一部分也是哥哥穿过的。当时父亲给我的零用钱，每周少则一元多则二元。当时，我节省了几个月，购买了一支上海产英雄牌铱金钢笔，价格2.3元，不久却让我不小心给弄丢了，那痛惜的感觉持续了好几天。如此窘迫的物质生活条件，完全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父母已经克勤克俭竭尽全力了，我深感父母之爱，要不然他们就不会让我读高中而可以留在家里帮助务农了。其实，那时候乐清的农家普遍贫穷，班里也有一些同学的家庭条件与我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物质生活的贫困、饥肠辘辘的感觉毕竟是让人难熬的，而且必然会影响到学习、身体发育与健康状况。当时我长得矮小，在教室里都坐在前三排。高一下学期，有一次我在学校大门前的金溪蹲下洗衣服时，突感头晕目眩，眼球发胀发疼，恶心呕吐不止。随即去学校医务室看医生，他说我患了慢性青光眼，当时着实把我吓懵了。不久，父亲即陪我去温州一家大医院检查诊断，医生认为，我的毛病不是慢性青光眼，而主要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学习勤奋用功引起的“假近视”。虽然虚惊一场，但至今记忆犹新。
青少年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吸收知识能力强等。但是，出生在50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整个青少年时期则是伴随着历时十年的“文革”度过的，也碰上了极为罕见的“书荒”年代。当时，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课外读物非常少，连基础工具书也没有看到。在当时乐清县城惟一的新华书店，出售的主要就是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和其他政治类书籍，即使偶尔能发现自己喜欢的书籍，也根本无力购买。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书店里居然看不到《新华字典》《汉语成语小词典》等工具书，如今想来十分稀缺的纸张主要是用在印刷“红宝书”、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和写大字报上了。
高一上学期，平生第一次看到同班同学林政伟有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淡蓝色封面，约一厘米厚，我拿来一翻，一下子眼睛都发亮了，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宝贝的东西啊！放暑假前，我向政伟借了这本小词典，利用暑假空余时间从头到尾仔细抄写了一遍，甚至做了目录索引，这也成了我的第一本“词典”，好长时间都让我爱不释手。当时记忆力好，而抄写的过程也有助于巩固记忆，将这本小词典认认真真边抄边记了一遍，也就差不多掌握了其所有成语的含义与用法了。这对于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确实大有裨益，算是歪打正着了。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哥哥很小就开始当学徒学裁缝，不可能多干农活。自记事起，我的课余时间都是要出去干活的：上山砍柴拾柴，下小溪捡螺蛳抓小鱼小虾，到田坎上或溪边割猪草兔草，在上学路上顺带捡牛粪(可交给生产队换工分)，还要辅助父母干其他各种农活和做家务。不管刮风下雨，母亲允许我真正放假休息的日子一年到头只有正月初一到初四，其余时间无论是在放学后还是在周末、寒暑假，是都要外出干活的。我懂事早也听话，当时就明白这不是母亲对我心狠，而完全是迫于生活，全家人只有同心协力才能避免挨饿受冻。因此，那时我外出干活，帮助父母减轻一点家庭负担，是心甘情愿的，并没有觉得太苦太累。我读高中期间，也延续着这样的“勤学务农”方式，周末回家和假期也得去干各种活计。
回想起来，我从小对读书学习就兴趣浓厚，不仅自觉主动，刻苦勤奋，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心无旁骛专注投入，因此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对我来说，能读高中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难得机会，因为在人口超过千人的珠垟村，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上高中的两人之一；而且，我读的还是乐中，它当时可是乐清最好的中学和“最高学府”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特别珍惜来之不易、十分宝贵的高中学习时间，虽然学习生活条件是如此匮乏艰苦，但学习却更加发奋努力了，而且在当时似乎还带着几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之豪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