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是一个剧变的时代，原本信仰“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国人，一夜之间被抛进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西学的强势冲击，中国传统学术经历了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西学为体，中学不能为用”的挣扎，几乎所有业已习惯旧道德、旧学问的人，都不得不如吴宓所说的那样，脚踏两匹分道而驰的马背，在新世界和旧理想的拉扯中承受心灵的“车裂”之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也是如此。近代中西海禁重开以后，西医来势汹汹，一路攻城掠地。清末，面对西医由解剖学发展而来的生理知识，中医尚且可以应付，甚至有汇通中西的努力。但20世纪，尤其是民国肇始以后，细菌学的传入和确立却直接动摇了中医生存的基础。在学理层面，“一病有一病之病原菌”直接挑战了中医疾病学的基础，不能知菌、杀菌成为中医“落后”“不科学”的象征；在政策层面，中医对以细菌学为基础的国家防疫体系的建设无所贡献，也为甚嚣尘上的废止中医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说，细菌学是民国时期中医面临的生死存亡的挑战。
中医如何应对来自西医细菌学的挑战？如何在传统正典的基础上吸纳、汇通西医的疾病学理论？在此过程中，他们有怎样具体的改变，又有哪些坚守的底线，导致最终形成今日我们所熟悉的中医？中西医思想的混杂交织，如何下渗到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正是皮国立的新著《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2019年5月出版)所要解决的问题。本报文化周刊“国风堂”栏目曾刊文介绍。近日，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恒俊撰写长文，围绕这些问题，以民国时期的外感热病为对象，对中西医学在整体细菌学上的争议做了详尽的阐述。
细菌学的挑战与中医的因应之道
所谓外感热病，是指那些由外感六淫(风、湿、寒、暑、燥、火)造成的病邪传变以及脏腑血气受损的疾病，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相当于西医的传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从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出现开始，中医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疾病，并有相应的理论与疗法。明清之际，伴随战乱、对外交通以及南方人口的快速增长，温病学派在江南地区兴起，中医内部出现了寒、温并举的局面。伤寒派和温病派成为中医热病理论的两大流派。
19世纪中叶，西医逐步传入中国。虽然在热病的命名和分类上，中西医有所不同，但就其成因及症状描述，两者却有诸多相似之处。晚清在华行医数十年的合信就曾以气、季节、风土、秽毒、天行、热感等解释热病，与中医传统的气论及风土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在热病知识的归纳上，双方均着眼于以“症状”来命名疾病，且实际治疗效果相近。因此，清末中西医热病学说的初次相遇，并未给中医带来真正的挑战，甚至因彼此的“似曾相识”而使两者有了更多“汇通”的可能。
不过，当民国初年，细菌学为基础的传染病论述及其背后附带的身体观、疾病定义、防病观念，以及现代国家卫生行政体制逐步站稳脚跟后，这样的汇通便不再可能，中医的挑战正式来临。
如今我们一般将“辨证论治”视为中医的根本特征，虽然这是1949年以后中医因应“科学化”和“国学化”双重影响才确立的概念，但以症状而非病菌作为疾病划分的依据，确是中西医之间的重要分别。民国初年，当细菌学及其主张的“一病有一病之原”的观念被掌握国家卫生行政主导权的西医精英接受后，传统中医以症状来统称一类疾病的做法便不再适应“现代医学”的要求。但如果放弃旧有的疾病解释权，全然采用细菌学定义，则又会使中医陷入不能自立的境地。
面对这一困境，民国中医采取的策略，是将细菌学及其定义下的“伤寒”容纳进中医原有的疾病分类和知识体系之中。总体而言，民国中医并不排斥细菌学，因为这是无法回避的学术更新问题，无人能够否定细菌的存在，而且西医以发热症状作为热病的诊断依据，也与中医伤寒理论一致，两者并非不可汇通。因此，从一开始，中医基本上就对细菌学保持开放的姿态，许多中医专门学校还开设了相关课程，吸收部分西医学说的新定义，再套入古典学的相关理论。而深谙旧学的章太炎甚至“据古释菌”，将微菌与中医常说的“虫”相联系，并从古籍中考证出“厉风”“贼风”“瘴气”与微菌的关系。这种“西学源出中国说”虽然不无比附嫌疑，但强调细菌古已有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医接受细菌学的难度。民国初年，当Typhoid作为“伤寒”的中文译名由赴日留学的中国人输入国内时，寒温两派都表示接受。不过，“伤寒”派中有人主张将中医伤寒与西医Typhoid对应，也有人认为中医伤寒涵盖更广，Typhoid仅为其中一端。“温病”派则以“湿温”加以解释，认为湿与细菌实有相似之处。通过这样的策略，寒、温两派成功将西医细菌学理论纳入中医原有的疾病解释框架之中，以实现应对西医挑战，保存古典医学的初衷。
中西医病名的对译只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在医学知识转型的宏观层面，中医也采用了相同的策略。民国初年，应对细菌学的挑战，中医回归正典，提出了“菌在气中”的主张，将细菌纳入传统中医“六淫”气论的范畴中加以解释。气论者认为，西医坚持以细菌作为疾病的根源，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细菌并非主因，它的滋生深受客观环境制约，不仅与空气、湿度、温度、季节变化等外在环境息息相关，还跟个体的身体状况，如气血、经脉密不可分。西医单讲细菌而忽略人体内外环境，无疑是片面的。除此之外，被抓住把柄的还有西医的实验室验菌方法。中医强调说，人体是一整套玄之又玄的系统，一个人健康与否，视各种气的消长与症状的关系，如果仅凭实验室观察到的病菌确定疾病，无异于将“试验管视同人体，以动物试验为金科玉律”。何况细菌种类繁多，变化多端，远非当时诊断技术所能完全确定。因此，西医将大把精力耗费在病菌的分辨上，不啻胶柱鼓瑟，缘木求鱼。
虽然不能验菌，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中医自信其所坚守的气论和辨证施治，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上比西医更可靠。名医恽铁樵就认为西医对细菌的重视是着眼于外因，但一个人感染病菌与罹患疾病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生病与否，关键在于个人精气是否充足，亦即西医所说的“抵抗力”和“免疫”，而精气又跟五志、饮食、男女性事等因素相关。因此，验菌只能验证或补充中医理论，并不能撼动其基础。有些急性病发展迅速，病症变动不居，杀一菌又变一病，如果拘泥于病菌本身而忽视病症变化，不仅对于诊断毫无帮助，甚至有可能因此错失治疗先机。中医从大处着手，依据外在症状施加治疗，自然比西医单纯的杀菌更为可靠。更让中医倍感信心的是，民国时期，西医虽有办法验菌，但有效的杀菌药物直到20世纪40年代前后才被发明出来，因此，长期以来，西医所倡导的应对之法也只有隔离、消毒等消极预防措施。在恽铁樵看来，这些措施很多生活困苦的病人根本无法实施，平添负担，远不如中医以调摄之法增强病人气血和抵抗力来的高明。
以经典理论因对细菌学的挑战，几乎是民国中医界的共识。但中医作为一种技术，如何在临床治疗中展示其实效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也是此时中医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民国时期，在西医尚未发明抗生素的年代，中医反倒发展出许多对付“细菌”的观念和药方：有一种思路认为，细菌并非热病主因，因此药物的使用应当着眼于驱逐导致菌毒的“外气”，即寒和热，菌毒既除，菌也就不足为惧。另一种思路则认为中医传统“解热拔毒”或“杀虫”的方剂事实上也有除菌功效，用汗、吐、下等法将病人体内的毒排出，病人自然能够痊愈。还有医者相信“微生菌既由气候而来，参气候之变”，气才是根本。因此，不用汲汲于微菌和杀菌本身，立足传统，调整外在之气与个人身体的关系，才是治本之要。
通过对民国中医热病知识的细致梳理，皮国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本土知识体系在面对近代西学冲击时的困境与努力。在中西医学交织的时代，面对细菌学的挑战，民国中医虽然处境艰难，但最终却没有走上西医实验室验菌、杀菌的路子，也没有抱残守缺，避免了像日本汉医一样被废的命运。而是一方面借由经典，选择性地吸纳细菌学的部分知识，另一方面固守“五运六气”“虚实寒热”等“正典”的支柱地位，并在与细菌学的交错互动中实现对原有知识体系的更新，重建起一套中西医汇通的历史模式。他们的努力、坚持和改变，也使中医一步步成为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
中西医学交织下的日常防疫与个人生活
20世纪初，细菌学的传入为中国带来了一套新的卫生学知识，强调病菌对人体的危害，研制药物杀菌，要求个人卫生对自我卫生行为加以约束，以医院作为疾病管理的主要空间。不过，这套西医的标准化的操作在民国并不适用。中国人日常处理热病时，事实上很少去思考细菌、实验或科学用药，仍然沿用传统的应对方式和养生之道。而中医在面对西医冲击时，虽不断对话，甚或受其影响，但根基还是传统经典。这种中西交织、混杂的局面，不仅塑造了民国中医新的防疫技术和抗菌思想，还由知识层面下渗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呈现出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图景。对这部分历史的描述，是本书的另一大亮点。
皮国立认为，中医在日常防疫和个人生活中，与知识层面一样对于细菌学没有过多的排斥。19世纪中西医初次相遇时，中医还曾不断吸收西医原始的瘴气学说，阐述空气、日光、水、土壤等环境因素与健康的密切关系。这跟一般人所想象的近代中西医论争，两者势不两立的情形大相径庭。不过，细菌学进入中国后，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异化”趋势：第一，在西方以细菌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公共卫生和大规模的传染病防疫是最重要的举措，但在近代中国，“个人”的防病和卫生被摆在了第一位，压过公共的视角；第二，虽然细菌学的权威无法撼动，但在日常生活的抗病和防疫实践中，分辨细菌种类，阻隔和消灭病菌却不是特别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消毒、清洁和隔离等知识。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体制不健全所致，也是近代西医科学与中国社会文化交错融合的结果。
日常生活领域为中医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于热病成因，中医始终将气论放在最核心的位置，认为气远比细菌重要，感染季节之气会罹患“时病”，感染杂气、寒气或非时之气，后果则更加严重。因此，中医时时告诫民众在日常生活和病后调养中必须因时而动，配合外在的寒暑和温度，感受、顺应四时之气，以最适宜的方式生活。病人病后的饮食和调养也是如此。虽说中西医都重此事，但两者的理论基础截然不同，西医着眼于饮食的营养、生熟和卫生与否，但中医却认为食物与气密切相关，有寒、热之分，饮食不当会导致“食伤”。因此，传统中医在热病患者的饮食上有诸多禁忌。例如不能吃肉食，因为会使体内产生过多的热气；不能过食，因为胃气还未完全恢复，不利病后调理。民国时期，虽然“食禁”原则有所松动，但多数中医依然强调病人病后不能妄进食物，饮食应以清淡、素食为主，“补虚”，但切忌荤腥，吃的太饱也不行。同样，中医传统的“虚”与“补”观念，在民国时期依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中医强调病人在调养期应保持静养、休息，不可劳动、多语，饮食起居慎之又慎，同时注意身体与外界之气的调和，唯此才能够匡扶正气，恢复健康。这与西医从细菌学入手，阻止菌毒生长和传播的做法大相径庭。
不过，西医知识的传入，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身体观和健康观念，上述看似复归传统的理论，事实上已经是中西医学知识杂糅交织后的新抗菌思想和防病原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风。传统中医认为风对外感热病来说极为危险，生病后病人应当闭门不出，以免再度感染风寒。但民国以后，接受细菌学的中医开始主张病室空气流通，保持空气清新，关注的是人与物质、环境共生的议题。此外，中医倡导平日在住所中应多焚降香、大黄、苍术等物，这样的做法固然古已有之，但他们的解释也是“细菌学”式的，出于以破坏细菌滋生的潮湿空气来杀菌的目的。许多传统药物，如雄黄、藿香、大蒜、朱砂等，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再次“发现”，并被赋予了防疫功效。
在饮食部分，民国中医吸收了大量西医营养、抵抗力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解释食疗或食禁的依据。中医传统的气、血、精等观念，也在此时用新的科学概念包装起来，成了一种既现代又有延续性的论述。而近代商业的发达，也为社会提供了众多似新实旧的滋补营养品，成为时人的新选择。这种中西新旧观念的混杂、互动，最终都成为民国新中医的组成部分，而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中医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变迁中不断演进而来。
中医史研究的意义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虽然是一本医疗史著作，但熟悉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读者应该不难看出，该书所描述的近代中医的困境及努力，事实上是此时所有中国传统学术共同面临的问题。用李零教授的话说，近代所有以“国”命名的学科，如国学、国医、国剧、国术等，几乎都是“国将不国”之学。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至上和价值观念，每一种传统学术都必须在坚守经典和回应西学挑战中寻求平衡，在民族危机、救亡图存的历史中证明自己的实用价值。
中医最终得以在现代细菌学的冲击下自存，一方面在于它在坚守传统理论的同时，吸收西医知识来排除旧有理论中的某些部分，并在其中融入新的解释，成功走了“再正典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于它能够为民众日常的防疫、治疗和调养提供指导，弥补西医重“公共”轻“个人”的空缺，换言之，它非常“有用”。而这两方面的努力最终为中医构建起了一套新的知识体系，使其能够存续至今。这段中医史折射的是近代中国传统知识的转型与再造。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又不是单纯的医疗史著作，它适合所有关心20世纪中国学术走向以及中国史研究的读者。
放宽视域，近代以来，在西医强势文化冲击下，世界各地的传统民俗疗法几乎都难逃被边缘化，甚或被废的命运，中医非但成功避免了这一境遇，而且顺利进入国家医疗体制，在与西医的相互借鉴中不断发展、更新，成为“活着的传统”。因此，本书所揭示的近代中医的历史，对于所有关心人类文明冲突下传统文化命运的读者，也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