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久负盛名的藏书家韦力再次来到浙南访书会友，并在温州举办了讲座，名为“多少藏书家俱在，姓名不逐暮云空——藏书家和藏书楼的故事”，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参加了活动并听了讲座。

　　在著名藏书家之外，韦力还有一个身份是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作为当代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藏有大量古籍善本，四部皆备。其中，不乏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等珍稀善本。

　　韦力以藏书为基础，潜心钻研，相继出版了《批校本》《古书收藏》《书楼寻踪》《芝兰斋书跋》《书魂寻踪》《觅文记》等数十部著作。近年来，韦力先生致力于中国历史上著名藏书家和藏书楼遗迹的寻访。

　　讲座中，韦力从藏书史角度切入，从藏书起源、最早的私人藏书家、最早的藏书之处谈起，系统讲解了藏书楼的属性及分类体系。他将藏书楼分为公共藏书、私家藏书、宗教藏书、书院藏书四类，每类结合具体事例进行生动讲解。例如中国留存至今最早的藏书楼——天一阁。天一阁初创时只收藏当时人们认为没有太大价值的通行出版物，传至今日，其收藏反而成为一份独特的文化遗产。由此谈到私人藏书应当有整体性，要有体系，有内在想法，而不是把所有书收在一起。

　　他还进一步谈到藏书家的信念：必须相信人类是有未来的，相信人类的价值，只有这样才愿意积累，才愿意延续。韦力也谈到了很多历史有名的藏书楼如今保护得不如人意，甚至湮没无闻，他近几年寻访藏书楼遗迹的目的，也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历代为我们保存和传承典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们，保持对他们的敬意，借此保持对传统文化的敬意。

　　藏书楼破烂是现实

　　听韦力讲述历史中的藏书楼，记者想起了本报文化周刊“国风堂”栏目的“吾乐斋名知多少”专栏，至今已陆续刊发六期，作者张炳勋先生介绍了乐清土地上曾经存在的几十所藏书楼，这位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回忆自己的所见所闻，满怀深情地介绍了这些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的藏书楼，笔端弥漫着忧伤。

　　在韦力看来，中国当下保存最好的私家藏书楼是南浔嘉业堂，历史最悠久的则是宁波天一阁，但绝大部分遗迹已被雨打风吹去。许多古代藏书楼就是近几十年才被毁掉的，而那些保存下来的，也大多是因当初被归入一个比较重要的单位，才得以幸存。

　　这样讲是有依据的，因为这就是韦力最近几年书楼寻访中的常态。他经常是循着书中记载的文采风流来到一个地方，可杂乱的花园、写满了“拆”字的围墙、横七竖八堆满杂物的院落，才是真正呈现眼前的景象。“中国的藏书楼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了，大部分破破烂烂的，这是现实。”

　　几乎每到一处，他都会用文字记录当时的心情。看到朱筠的椒花吟舫被掩盖于陋巷之中，他发出了“辉煌不再”的感慨；在北京探访纪晓岚故居，却发现这个被拆到只剩一个小院落的地方竟要收40元门票，这位在拍场上一掷千金的藏家“断然决定不进去了”，还顺带批评了一下门口石碑上用错标点符号；在上海延安西路的居民新村，人困腿乏的他终于找到冒广生故居，惊喜之余，不忘称赞新村的卫生情况，以及家家户户门口摆放的绿植。

　　寻访前，韦力曾定下一份规模宏大的书楼名录，希望都能走到。可在一年的前期准备中，那份名录在一次次筛选中被砍去了大半。绝大部分遗迹的具体地址，需要在史料中一点点推敲，还需要通过关系了解情况。有时候，到了当地才发现，许多曾经辉煌的人文荟萃之地，早已烟消云散。

　　韦力感慨，那些名满天下的藏书楼历来难以逃过战火，“每次封建王朝更迭，就要毁掉一些文化”。而一部藏书史，也牵出一条治乱兴衰的历史线索。新朝时，王莽将毗邻汉代未央宫的天禄阁毁弃，改建成铸币场，自此，这座中国最早的官办图书馆就成了史书中的一个名称。同样毁于政权更迭的还有宋代西湖书院、北宋开封的官府公藏图书以及山东聊城的海源阁等。明亡时，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正本就已被毁。另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文献集《四库全书》，以及《永乐大典》副本，又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拆毁、焚烧。藏书30余年，能够拥有一册《永乐大典》，至今是他求而未得的梦想。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许多遗迹再度面临不可知的未来，而韦力所做的寻访，用他自己的说法，就像是“一次拉网式的田野调查”，为的是“保留这个时间点上的横截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记录这些地方的样貌，使我们有一天想要恢复文化的时候，还能有迹可循”。

　　《书楼觅踪》并不是韦力撰写的第一部有关书楼的书。2004年，他的《书楼寻踪》就收录了他所寻访的140处遗迹，赢得了不错的口碑，畅销程度也超过韦力的想象。他暗自盘算着，书楼引起注意后，同样的寻访工作应该有很多人会去做。可他等了几年，却不见任何动静。身边有朋友向他分析：“寻访书楼还是挺难的，要有时间、有精力，还要有钱。文人很少有闲暇去做这样的事儿，有钱人也大多不会这样做。”

　　看了那么多诗礼传家的故事，说起眼下中国的古书收藏情况，韦力心里也会闪过一丝沮丧。在韦力看来，这一代的有钱人、创业者，与古人是非常不同的。“古代，很多人是因为有了知识才有钱，而今天，一个人所拥有的钱和知识并没有太大关联。在古书价格那么高的情况下，让没有知识的人去买，几乎不可能。”

　　可转而一想，韦力又想开了，自己是将千年来的藏书家们都汇总到一起了，才显得阵势浩大。可事实上，能够青史留名的人已是极少数，而那些藏书家，“将他们放入1000年的历史中，也是稀稀拉拉的了”。无论古今，藏书、建藏书楼，都是一件极小众的事。

　　2009年前后，韦力曾以逾百万美元买下迄今发现最早的苏东坡诗集刻本《施顾注苏诗》。这部书在藏书界堪称神话，经世代名家递藏。到了乾隆时期，大藏家翁方纲得到此书后十分高兴，定于每年东坡生日那天举办“祭苏会”，邀请名士到家中诗歌酬唱，题写跋语。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还流传到了日本。民国大银行家陈澄中曾收藏过这部书，韦力手中那一册正是得自陈家后人。身边有朋友鼓动他恢复“祭苏会”，可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作罢。“能请人来干嘛呢？总不能作些打油诗，或者撮一顿，就作鸟兽散啊。说到底，现在是风流不再了。”

　　与这种曲水流觞式的雅集一同消散的，还有藏书楼作为知识载体的历史。韦力能将几乎一切关于古籍的信息电子化，古籍与书楼也就成了供研究或凭吊的文物。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历经数年奔波，寻访书楼，恰是对古代爱书人共同梦想的叩击，以求些许回音。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找到浇自己心中块垒的酒”。

　　书札中的文人风貌

　　韦力在讲座中也谈到了文人书札，介绍说收藏书札的传统自唐代即有之，古时多从艺术、书法的角度，看重书札的文物价值，因此名人书札一向是艺术品市场的重要标的。近年来，书札的史料价值越来越受人们重视。它不仅能印证某人与某人之间交往的情况，钩沉出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还能用以研究某人的心路历程、治学观念。

　　记者想起了张炳勋先生的著作《鳞鸿旧影——近世乐清旧札掇拾》，张先生在前言中写道：“书札是通信息、倾情款之一种载体。掉翰操觚，直抒胸臆，大至经天纬地，小至虫臂鼠肝。或衡文论道，或采风问俗，或慨朋踪离合，或涉儿女绻恋，恣其孕蓄，如决江河，沛然莫御，滔滔汩汩，不假雕饰，真性情乃得以自然流露，实世间真文字哉！”

　　相对于对藏书楼调查的沮丧，韦力对文人书札称得上是偏爱有加。比如他在“芷兰斋作品系列”之《著砚楼清人书札题记笺释》中，收录著名藏书家、学者潘景郑旧藏晚清民国文人书札、便简及砚拓49件，涉及学界、政界、商界、书画界、收藏界、宗教界、词曲界等领域100余人物，具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展现了精彩纷呈的名人趣事。

　　细阅书札内容，有言及官场者，有言及著述者，以及文人酬唱、慈善捐款等等，而与藏书相关之买书、卖书、刻书、借书、校书等事，更是频频涉及，清末文人风貌和往来之景象，由此册中可窥一斑，而李慈铭、俞樾、刘春霖以及莫友芝等人之性情，更是于札中音容具现，读来如见其人。读者如果跟随这些书札的笺释者，芷兰斋主韦力，就可以一起细挖其中的“小八卦”和“大学问”，领略那其中的文人风貌。

　　稿册中第九通为李慈铭致潘曾莹，其中言道：“当今斯道陵敝，主持风雅，非公而谁？昔裴中令退老洛师，与梦得、香山屡相唱和，慈学识谫劣，不足方驾二贤，而公之雅道虚怀有过中令，平生得此殊可不恨耳。”

　　李慈铭素来以说话刻薄著称，其日记中常于时人肆意点评，多有诋毁之辞。《清史稿》评价曰：“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潘曾莹为潘景郑曾祖，李慈铭与潘曾莹、潘祖荫累世深契，宝山楼曾藏其札数十通之多。李慈铭于此札中将潘曾莹喻作唐代名相裴度，而自比刘禹锡、白居易，其傲然自得之态形诸笔端，与其点评他人之肆意诋毁绝然两类，读来不禁令人莞尔。潘老于札后题记曰：

　　札中以裴中令喻先曾祖，而自比梦得、香山，盖自负颇形诸笔墨。简后附署绂丈者，则称先绂庭曾叔祖是。顾先生恃才傲岸，不肯下人，与赵撝叔先生同里同时，而龃龉殊甚，每称赵为“天水狂人”，而赵亦反唇相讥，毕生冰炭不容，此亦才士陋习，实皆一时畸人耳。

　　与李慈铭之恃才傲物相反者，有俞樾之谨小慎微。稿册中第二十二通为俞樾致潘祖同，其云：“拙诗中有大不妥之句，流播非宜，昨暮思而得之，已将版本剜改矣。贵友持去之本，请函命寄还为感。”

　　潘老于题记中称：“札云诗中有大不妥处，已将版本剜改语，亦以见前贤著述之不苟，有讹必纠正焉。”

　　俞樾此札所用之红格稿纸，右下方印有“曲园制”三字，然此实为半幅笺纸。寒斋另藏有曲园先生手札两册，皆旧裱本，所用笺纸与此相同，故知之。此札虽系半张笺纸，却可见俞樾之爱惜纸张，不忍因半幅而弃之，此于细微处见性情，又一证也。

　　册中第二十九通，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家书，一通两页，字体极为工整，虽为家书，语气却颇严肃。

　　其内容上半部分为与兄长刘春堂商讨为哈同撰写家传事，其对于兄长所撰之文，并不认可，然指出兄长文章不足之前，却以“气势闳远，是哥本色”开篇，再一一叙其不足之处，末以“未知可否，请酌定再为寄去”。该札下半部分言及家事，可知刘春堂之子行事乖妄，小妾嗜赌，日常所需尚赖刘春霖汇款以继。刘春霖于信中处处谦恭礼让，所有事物皆以商量之语气陈述，却威严自在其中，可以想见其兄长对这位状元弟弟之言听计从，中国传统士大夫之温良恭俭，于此信中可感知一二矣。

　　与刘春霖之严肃相映成趣者，又有第三十五通莫友芝致潘秋谷，乃是极其随意地书于自己名片上：“贵大老爷珍惠嘉膳，足三日饱矣，容晤颂，不一一。”玩其字体与语气，可想见莫友芝与潘秋谷相契之深，可以肆意玩笑，而不用理会繁文缛节。相对于刘春霖，莫友芝绝对是性情中人也。

　　图片来自《著砚楼清人书札题记笺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