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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言中书写历史
2019年10月25日 11:06:26 手机看新闻  
 

  《国语》是一部国别体著作。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西征犬戎,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的文学成就很有自己的特色,它以记言为主,但在记言中展开故事情节,描绘人物形象,展现了春秋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人物风貌。

  2013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引用了《国语》的名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借以说明顺从良善如登山一样艰难,屈从邪恶如山崩一般迅速,勉励青年们积极向上。

  通读《国语》,发现该著作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其次是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另外还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国语》精华10句

  口之言也,善败于是乎兴。

  出自《国语·周语》。让人民能够自由地说话,这样政事的善恶都能够很明显地反应出来。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出自《国语·周语下》。学习、跟从良善的品行像登山一样步步艰难,跟从恶行却会像山崩一样迅速堕落。这是古代先贤的劝世箴言。这也就是俗语所告诫的:学坏容易学好难。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出自《国语·周语上》。堵住人民的嘴巴,比防住洪水还要艰难。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

  出自《国语·晋语四》。品德相同的人就有相同的思想,有相同的思想就有相同的志向。

  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出自《国语·越语上》。经商的人大旱之年应当收购船只,大涝之年时候便抛售船只,收购车辆,等到大旱之年再抛售船只。

  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

  出自《国语·晋语一》。说话太动听,说话的人一定是别有用心。

  兄弟谗阋,侮人百里。

  出自《国语·周语中》。兄弟之间虽然会因谗言而起争执,但在遇到外人的侮辱时仍应一致对外。这句话意在强调,兄弟之间的内部矛盾无论有多大,在面对外敌之时,应保持内部的团结和一致对外态度。

  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

  出自《国语·晋语》。危:这里指屋脊。合抱的树木是不能长在屋顶上的,松柏也不会生长在矮墙上,这句话比喻人才的成长是需要一定的环境的。

  国斯无刑,偷居幸生。

  出自《国语·晋语》。国家如果没有刑罚,侥幸苟且偷生的人,便会存在。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

  出自《国语·吴语》。搰:掘出来。狐狸是如此的狡猾多疑,刚将事物埋起来,有掘出来看,到最后还是没有藏好。这句话比喻人疑虑太多,最终不能成事。

  著作本身和作者争议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多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晋语》九卷,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它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从武公替晋为诸侯,献公之子的君权之争,文公称霸,一直到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政治历史,从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时间长,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国语》称为“晋史”。《郑语》一卷记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

  《国语》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议,迄今尚未有定论。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辑了一本书,即《国语》。这也是《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的由来。

  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这类说法。晋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对意见,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

  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国语》为西汉刘歆的伪作。到了现代,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他们认为:《国语》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

  在言语中展开故事情节

  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国语》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有一些历史事件,《国语》记载得相当详细,甚至详于《左传》。

  如晋骊姬之乱,《晋语》一、二用了八九节文字加以记载,而且结构更为合理和清晰。《晋语一·史苏论骊姬必乱晋》先由史苏之口预言骊姬将乱晋国,于是情节逐步展开:晋献公不参与祭祀武宫,有意让骊姬儿子奚齐主持祭事;优施教骊姬疏远太子申生,并向献公进谗言;又设计使申生处曲沃,远离晋献公,并派他伐霍、伐狄,功成而谗言弥兴;这样,还不能致申生于死地,于是优施又教骊姬夜泣告枕头状以谗害申生,接着骊姬干脆亲手制造投毒的假案,陷害申生,逼申生自杀,以实现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的目的。我们把这几节文字组合起来,完全可以组成一篇“骊姬害太子申生”的完整故事。

  这个事件,《国语》是写得比《左传》详细的。而且因为《国语》记载了大量的人物语言,如优施如何教唆骊姬,骊姬如何在献公面前说太子申生的坏话,人物语言均记载得极为详细,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人物是如何设计害人的,如何心狠手辣,如何颠倒黑白、蛊惑人心、处心积虑。于是,不但情节更加细腻可信,人物形象也十分清晰。骊姬的狐媚工谗、心狠手辣,优施的心怀叵测、阴险无耻,申生的逆来顺受、仁慈怯懦,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其中一些细节描写,也极为生动,比如骊姬告优施曰:“君既许我杀太子而立奚齐矣,吾难里克,奈何!”优施曰:“吾来里克,一日而已。子为我具特羊之飨,吾以从之饮酒。我,优也,言无邮。”骊姬许诺,乃具,使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谓里克妻曰:“主孟啖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谓苑,何谓枯?”优施曰:“其母为夫人,其子为君,可不谓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谤,可不谓枯乎?枯且有伤。”

  这一节,写出优施的工于心计、善于蛊惑,既有对话,又有叙述,显然采用了文学的手法。而且像这样细腻的描绘,恐怕出于作者的悬想和艺术加工。

  唐人柳宗元曾写《非〈国语〉》一文,他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并说《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其实,柳宗元列举的非难之词,从文学的角度看,正是对《国语》应该肯定、赞美之处。

  《国语》的记言继承了《尚书》的特点,但是又有很大的发展。首先,《国语》的人物语言大都长于说理,重于教训。如姜氏劝告重耳不可安于齐国,就不仅仅是如《左传》中的短短几句话,而是生出一大段文字来。姜氏不但多次征引《诗经》中的诗句来劝告重耳不可贪图安逸,而且举了武王、管仲的例子来晓以大义,希望重耳能效法他们建立功业,又精确地分析齐国霸业衰弱的形势,告喻重耳机不可失。姜氏的话,广征博引,从多方面来说明事理,予重耳以教训。作为一个妇女,似乎难以使人相信姜氏能说出如此绵密渊深的道理来,显然经过作者有意识的加工。再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晋语八》叔向论忧德不忧贫,《楚语下》王孙圉论国之宝,都是分析精辟,说理严密,并且寓教训于说理之中,足以看出《国语》记言的特色。

  刻画人物留意性格特点

  在刻画人物方面,《国语》也有自己的特色。晋文公重耳是《国语》中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左传》中的重耳也是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一个人物,但相比之下,《国语》更加详细。

  《国语·晋语四》详细记述了重耳流亡各国的情况,把重耳在所到之国得到的待遇,以及所到之国君臣的反应包括争论,一一详细记述下来,这不但丰富了事件情节,也丰满了人物形象。如重耳在齐,安于现状,准备老死于齐,作者记其言曰:“民生安乐,谁知其他?”姜氏引经据典教导他一番之后,他仍然说:“吾不动矣,必死于此。”人物的思想状态,写得相当真实。

  到了宋国,则借公孙固的口夸赞重耳“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对这三位随从“居则下之,动则谘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礼矣”。比起当初“以戈逐子犯”的重耳来,显然成熟了许多。随后,他巧答楚成王的回报、婚媾怀嬴,更显示出他的成熟。回国即位之后,晋文公重耳能接纳过去反对过自己的人,不念旧恶,粉碎了少数人的作乱阴谋。

  不但如此,文公还知道以德义胜人,在伐阳樊、伐原的战斗中示人以德、信,树立了威信,终于在城濮一战而称霸。作者还写了重耳不杀叔詹、向箕郑问信以及学读书于臼季等情节。这些,都是《左传》所没有的。可以说,《国语》对于重耳这一人物成长以至称霸的各个细节描写,比《左传》丰富得多,再加上详细记载了重耳身边众随从的言论,把重耳的形象衬托得更加丰满。

  吴王夫差吴王夫差也是《国语》中描写得较成功的人物形象。夫差是个争霸野心勃勃的君王,作者写他与晋国争盟主,以“带甲三万”人为阵,中军万人,“皆白裳、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军“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皆玄裳、玄期、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王亲秉钺,载百旗以中阵而立”(《吴语·吴欲与晋战得为盟主》)俨然不可一世。但是他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听从伍子胥的诤言,同意与越国讲和,贸然去攻打齐国,并且责迫伍子胥自杀。短暂的胜利使夫差昏了头,放弃了对越国的戒备,让越国恢复了国力。夫差终于由盛而衰,自取灭亡。作者在记述吴越之争的历史事件时,特别留意揭示夫差这一人物性格上的特点,所以人物刻画相当成功。

  用日常经验阐述深刻道理

  《国语》记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平实畅达。《国语》记言与《尚书》的“佶屈聱牙”不同,已显示出通俗自然、明白流畅的特点。它所用的词汇大都明白易懂,贴近口语,不显得古奥晦涩。如《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就是用平实自然的语言讲述出一番道理来:“夫钟声以为耳也,耳所不及,非钟声也。犹目所不见,不可以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又说:“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这是用日常生活的经验来阐述平实浅易的道理。说明的语言是如此,记述的语言也是如此。

  还是以《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为例“王不听,卒铸大钟。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对曰:“未可知。”王曰:“何故?”对曰:“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惧一之废也。”王曰:“尔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钟不和。君臣间的对话,基本上用口语,并引用民谚,读起来给人自然流畅之感。

  《国语》的记言,也有的显得风趣而幽默,风姿摇曳,引人入胜。如《晋语四》: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亦无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对话生动活泼,幽默有趣,且富于戏剧性。比之《左传》这一细节的记载,要生动活泼得多。再如《晋语九》: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诉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董叔想攀附范氏,范氏为富不仁。董叔得罪范献子之妹董祁(即范氏之妹,嫁于董叔,故称董祁),范献子不分青红皂白,将他悬于庭槐。叔向借用“系援”二字的双关语,嘲笑董叔的自作自受,十分辛辣。

  写实手法表现不同人生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

  《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有所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为: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

  《国语》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又《晋语》记董叔将娶于范氏,似绝妙的讽刺小品。所载朝聘﹑飨宴﹑辩诘﹑应对之辞。有些部分写得较精练﹑真切。由于原始史料的来源不同,《国语》本身的文风不很统一,诚如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洙泗考信录》)

  《国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本文写作参考了《国语集解》(中华书局)、思明居士:《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之《国语》的文学成就》

来源:乐清日报  编辑:章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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