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卓屿村地下党员、青年服务团双溪办事处主任仇雪清到下屿坦村发动群众，组织青年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该村的仇昌进积极响应，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同年冬，仇昌进加入共产党，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事业，并为之奋斗终生。1940年，大荆区委书记仇雪清在仇昌进家设立地下交通联络站，并指派仇昌进担任大荆区委至乐清县委的地下交通员。县委书记邱清华见仇昌进对党忠诚，年纪较大，且眼睛生来就是白的，就给取了一个绰号，尊称他为“白眼公”。从此，“白眼公”的名字就传开了。

1940年10月15日，国民党温州专员张宝琛给乐清县县长李乃常发来密令：“大荆卓屿（新坊村）初小校长仇雪清系异党分子，勾结土匪叛兵，企图待机而动，希予查明。”11月24日，大荆警察所接到乐清县县长李乃常的命令，派出10多名警察分两路搜捕仇雪清，一路包围了仇雪清在卓屿村的家，一路包围了新坊小学。仇雪清的身份暴露了。仇昌进得知情报后，急忙赶去县委机关常驻地朴头村通知仇雪清，但这时县委机关已转移了，没找着仇雪清。所幸的是，他在返回大荆镇的路上，碰巧遇见仇雪清。原来，仇雪清在前一天雁东乡（今属大荆镇）大园村活动后住在泗洲堂一个朋友家里，这天起来准备到大荆镇附近村庄了解国民党军情况。仇昌进着急地告诉仇雪清：“昨天下午，有10多个国民党大荆区警察到你家抓捕你，因抓不到人，就把你的书籍箱笼都翻遍了。”又郑重地说：“据新坊村同志来说，也曾有警察到你任教的新坊小学捕人，情况紧急。你还想到大荆去，岂非自投罗网，赶紧隐蔽下吧！”得知情报后，仇雪清立即隐蔽起来。国民党顽固派的追捕落空。

之后，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仇雪清在大荆又连续两次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追捕，看来不能再在大荆隐蔽了。第三次脱险当夜，正值农历除夕之夜，仇雪清在仇昌进的陪同下，星夜越过避水岭、泗洲堂、谢公岭，来到雁荡山响岭头姐姐家里隐蔽。第二天春节当晚，他们又由姐夫的弟弟引路，走到能仁村一亲戚家里。住了几天之后，再由亲戚陪同走上一条又陡又高的山岭，到雁荡斗室洞隐蔽。然后由仇昌进到县委驻地山面乡，去找县委领导人邱清华，汇报仇雪清在大荆连续几次受到国民党顽固派追捕的处境。县委决定将仇雪清调离大荆地区，转移到永（嘉）乐（清）边区的罗家寮一带边隐蔽边开展新地区工作。

1943年3月，乐清地下党领导人之一仇康阜（化名陈爱中，寓意爱我中华）奉命调赴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工作。乐清地下党为了与浙东区党委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和指导，即派仇昌进担任乐清至浙东的地下交通员之一。从乐清至四明山要经过国民党军的6道封锁线（关卡），每经过一道封锁线都有严格的盘问和搜身，即使搜查不到什么可疑之处，但也免不了挨一顿打。仇昌进先后往返四明山4次，有时将信件卷成一个小小的纸团，藏在烟草里，外面再包上烟叶，放在破衣服里，即便敌兵发现可疑，他也可以装作抽烟及时销毁信件；有时将信件藏在雨伞柄里；有时藏在打狗棒里，都顺利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安全地到达目的地。有一次他通过6道封锁线时，连续被敌兵毒打了6次，被打得鲜血直流。当时他恨不得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但深感自己有重任在身，只得忍气吞声。只要能有惊无险地顺利过关，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这就是他最大的心愿，受点皮肉之苦不算什么。他深知地下交通工作，不仅辛苦，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往往防不胜防，一旦被敌人发现，就有可能送命！但仇昌进有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每次都能机智勇敢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任务。

然而不久，仇昌进的身份还是暴露了。敌人给他扣上“私通三五”的罪名，多次派兵抓捕他，当地乡保长也先后4次封了他家的门。在当时国民党“宁可错杀一百，决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淫威下，他全家人只得外出逃难，躲到人迹罕至的雁荡山龙湫背和龙滩岩头的山洞里，有时露宿在山上，忍饥挨饿；家里仅有的一点土地也抛荒了。

艰苦的逃难生活并没有动摇仇昌进的革命信念，他决心一代传一代地将革命进行到底。家中三个儿子，两个被他送去参加了游击队。1943年3月，二儿子仇明传随同仇康阜一起到浙东四明山参军，被分配在三北游击司令部担任特务班班长。1945年初，仇明传被派回乐清，担任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一中队第一分队长。1947年，仇昌进又将三儿子仇明奎送到括苍支队参军，在第一中队当一名战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仇昌进先后被任命为卓南（今属仙溪镇）、仙溪两乡乡长，大荆区农会主任，1952年调任县农场当场长。1954年，他因年老体弱，经组织批准告老还乡后，仍积极从事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各项工作，广大群众称赞他“不愧为一棵不老松”。

（本文根据仇昌进、仇雪清的回忆资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