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台风“利奇马”过境，给温州、台州两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依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灾区人民积极展开生产自救。乐清属异常天气多发地区，尤其是台风和水灾，每一次灾后，受灾地区人民经过顽强拼搏，战胜了一次次水灾，同时也形成了特别能吃苦和相互帮助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在水利、交通、预警等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防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得到极大的提升。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全球天气的异常，都给人类与台风和水灾的斗争带来了新的挑战。鉴古而知今，在我们积极开展灾后自救的同时，回看历史上的记载，希望对现今的防灾救灾工作有所启示或参考。
史上最“大”水灾
《道光乐清县志》记载：“乾道二年（1166）八月十七日，飓风挟雨，四望如海，拔树漂木，夜潮入城，四鼓风回潮退，沉没船只和溺死者无数，存者什一。”
这次台风登陆温州，发生在八月十七日傍晚，时正值天文大水潮的最高位，是千年一遇大风大雨大潮三碰头，故造成山洪暴发，夜潮倒涌入城，顷刻飓风挟雨，海浪潮翻，拔木漂瓦，人立欲仆，市店、公廨、民居、僧刹摧压相望。人方上屋升木以避，俄而屋漂木没，四望如海。四鼓，风回南，潮退，浮尸蔽川，存者什一。其居山原者，虽潮不及，亦为风雨摧坏。田禾无收。其实这场水灾不光发生在乐清，永嘉、瑞安、平阳皆然。
叶适记这次水灾云：“天富北监在海玉环岛上，乾道丙戌秋分，月霁，民欲解衣宿，忽冲风骤雨，水暴至，闼启膝没，及霤荡胸，至门已溺死。如是食顷，并海死者数万人。监故千馀家，市肆皆尽，茅苇有无起灭波浪中。”叶适文中所讲的“水暴至”即大潮水，“冲风骤雨”，就是早到一步的飓风和暴雨，三者碰头，故成大灾。温州谚语至今尚有“乾道二年发大水，水漫温州城门柱”，在龙湾永中坦头村峰门山五六十米高的山埂上，存着摩刻“乾道二年水满到此”的水文记录。足见水位之高，灾变之惨，虽近千年犹不能忘记。
员兴宗《永嘉水并引》诗有“沉家十万忍不论，谁欤广骚些其魂”之句。十万只是艺术夸张，不能为据。其实幸存者什之一，是那些沿海岛屿，全温州不可类推。《宋会要辑稿》有一个准确数字，乾道三年四月十八日《销欠温州逃移死绝人丁所纳绢诏》有：“温州永嘉、平阳、瑞安、乐清四县逃移、死绝人丁共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五丁”的记载。但此数只是统计承担交纳身丁钱的二十至五十九岁的男子，并不包括年幼、年迈、残疾的男性及全部女性。这些人比成丁自救能力更差，死亡率更高。南宋的平均家庭人口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在5口以上，或许5.2比较稳妥一些。以此数为基数，除出逃移人数，其死亡成丁数应为一万以上，死亡总人数当是其五倍以上，即七万左右，这数据比较接近事实。当时温州不过只有七十万人口左右，这次灾害导致温州人口十分之一死亡，其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
灾害给温州各地无论是“其居山原者，虽潮不及，亦为风雨摧坏，田禾无收。瑞安、平阳、乐清皆然。民啖湿谷死，牛随以困踣。”正如薛季宣所云：“方浩浩之会，走虽以天而免，秋田粒食，悉漂泛于洪波。”特别对居沿海者财产更是带来毁灭性的损失。如玉环天富北监，据叶适记载：“老子长孙，无复安宅四十年。濮阳李宽知监事，始率民重建房舍，街市得以如旧。凡六年而监市成略如丙戌前矣。”不仅公廨遭摧坏，学校也难逃灭顶之灾。如乐清翁敏之所居旧有乡校，乾道丙戌海溢废。瑞安县儒学在县治东，乾道二年海溢门摧。连温州江心屿的龙翔寺、永嘉大若岩陶公洞，均为乾道大水淹没。可见当时之惨状。
民国元年温处水灾
读历史，经常会遇到神奇的情节，比如读到“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三日至七月，除大荆区外，其余各地未见滴雨，晚禾枯槁，沿海一带受害尤甚；七月十一日狂风，十四日继大雨，山洪爆发，城内没灶，西乡没膝，晚禾漂根浮叶，除大荆外，其余各地不见寸稻，全县十余万亩颗粒无收。八月二十八日起，又连续三次飓风过境。旱、水交侵，田禾无收，民不聊生。”回想这一次“利奇马”过境，大荆片区受灾严重，而西乡城区损失较小。
又比如读到“民国元年（1912）8月上旬至9月中旬，连旱40天。9月16日至17日，台风暴雨，洪水泛滥，县西一带，尽成泽国。”这一次又对上了历史上著名的“民国元年温处水灾”。
民国元年，即公元1912年，这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启了中华民国的序幕。这年又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夏秋之际，处州（今丽水）、温州两地发生了特大洪水，史称“温处水灾”或“壬子水灾”，受灾区域之广、受灾人口之众，为温处两地数百年来所未有。
这一年，瓯江上游自6月下旬起就阴雨连绵。温处之地多为山区，山高沟深，多雨时节，极易引发山洪。此时经过前期数月的雨水，各地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害，山涧、溪流水位暴涨，泥土、植被的储水能力也达到极限，但各地雨水仍不绝，反而更大，终于在8月29日至30日各地陆续爆发山洪和洪水。
洪水暴涨时值夜晚，大多数人根据以往洪水的经验，相信洪水不会再上涨，很快水就会退去，所以都选择在家中等待，没有及时向高处转移。据《青田洪水祸记》载，至8月29日晚8时，青田“水量独在城脚，嗣后速度顿增，每十余分钟增高数尺……至十一点钟，陡高十四五丈，南门城楼占全城最高点，统捐局所在地，亦高过楼头数丈。大雨顷注，雨点打头如雹，弱者喊呼求救，健者双手交胸，瞑目待死，如登法场。呼救之声甚烈，而声即旋息，全屋已入水，人已死矣。”所有爬上屋顶呼救者连同房子都被大水冲走。还有些“攀援于树者，又随大木以拔，漂泊不知死所，前后三点钟青邑一隅已杀十余万人”。
正当受灾各县正在全力赈灾，侥幸存活的灾民设法自救时，祸不单行，9月17日受台风影响，又风雨狂发，连日大雨，水势陡涨，并引发了山洪，灾情和上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在上次洪水中幸免的房屋和粮食也遭冲毁，致使灾情更加严重。据《浙江省办理温处水灾征信录》载，丽水县“十八号洪水横流泛滥于城乡各地，沉没房屋与前同，留存之食物概遭损失。”青田水势“较前次微低数尺，所有十余日间居民搜罗呼号，设法借贷置来竹簟草席搭盖之蓬屋约二三百户又复扫荡而光……沿溪一带未毁之村落，未冲坍之田稻盖皆漂没。”
这场水灾给瓯江流域各县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报纸中频繁使用了“山洪猝发”“变为泽国”“未有之奇灾”“惨不忍睹”等词语。上海的《申报》多次对灾情进行报道，据9月16日（农历八月初六）《申报》载：“青田如许大水灾，实酿成于三点钟（8月29日8时至11时）短时间，备不及备，十万生灵死于非命，全县财产都付东流，千古未有之奇灾。”青田隶属处州府，当时该府“水灾异常奇重，实为数百年来所未有。顷悉该处共有十县，青田、云和等五县漂没无存，共计淹毙人口至二十二万有奇。”另据《瓯江志》载：“温州、处州两府毁房36万余间。永嘉山洪暴发，溺死者逾万人，景宁沿溪村落水深丈余，外舍全村覆没。”
温州永嘉诗人徐定超在目睹水灾惨状后写下的《温处水灾歌》，描述了当时洪水卷带着大量人口顺流而下，人们登高避水，如同人间地狱般的悲惨景象，“蔽江而下人如市……云是青田遭奇灾。两日大雨天不开，平地水涨没楼台。……有司奔救才十一，血肉多被馋鲸吞。”
抗争自救故事多
乐清的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山海文化和生存文化的特征，乐清先贤的理念和治水方面的文化活动，是乐清古代形成治水文化积淀的人文底蕴。
在水灾面前，乐清人民奋起抗争、不折不挠，书写了感人的篇章。人文学者王志成老师搜集了相关的轶事。
刘默修筑刘公塘。刘公塘即古运河源于金溪。永乐《乐清县志》记载古运河：“起自县西承流门外，至琯头五十余里，路通府治。县尝有水患，行者病焉。宋绍兴初，邑令刘默役西乡民人分界修筑，增加高广。民甚德之，名‘刘公塘’。”文中的“县西”指县衙之西，“承流门外”指金溪西溪汇头一带。刘公塘依古塘河航道修筑，土河堤改砌石堤，增高拓宽；古塘河深挖加宽，有利行船。民众甚感刘默之德，名塘为刘公塘。
刘公塘起自今乐成街道西溪汇头一带，经万岙、峡门、湖横、方斗岩、湖头、西宋、万家、马山、高岙、白鹭屿至琯头，长50里。筑塘时资金匮乏，刘默奉献全部俸禄，两个女儿嫁白石钱氏、黄氏，得到钱氏、黄氏鼎力相助。刘公塘筑成，金溪与银溪贯通，乐成水系与柳市水系沟通，河口筑埭堰建水闸，舟楫往来如织。刘公塘水陆通衢，县治和郡城间依山而行的古驿道渐渐被取代。海塘拓展，大片土地得以开发，县城至琯头小平原初步形成。
乐清人为纪念刘默，将湖横山谷改名刘公谷。王十朋有“扬州别驾知名士，肝胆崔巍百炼钢”赞语。
程吉凤程庆瑶浚田为河。湖头（今属柳市镇）南沙岙上垟田村内位南地因中洼外高，沙岙大河远在南边，易受旱涝之灾。
道光二十七年（1847），村民程吉凤、程庆瑶等发起于村前浚田为河，开凿沟渠。自三月至六月，浚田十余亩，开凿沟渠长129丈，阔四丈，经费由民间负担。道光二十九年（1849），鲤岙（又名里岙，今柳市镇柳湖村）陈珒作有《南沙岙浚河碑记》。
七贤治水七里塘。乐清素有家族间世代通婚依仗血缘“抱团”的传统，清初人口大迁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依仗血缘“抱团”求生的社会心理。
咸丰三年（1853），温州各县连下大雨，永强梁凤翥于乾隆年间修筑的七里塘受飓风冲击，多处决口，抢险数月无效。徐德元与三重闾（今属北白象镇）赵振川及亲属万家倪兆禧、蟾河堡施兰友、柳市吴郑衡、黄华郑济康等捐献巨资修复。光绪年间，里隆村徐乾声等于七里塘之北筑安澜祠并塑七贤治水像纪念。
1926年秋，飓风摧毁祠宇，垟田吴性石提议建造七贤碑，于1935年落成，碑文为倪兆禧曾孙倪悟真所撰，金丝河叶正度所书。
徐德元与邑西文士亲属“抱团”积聚力量修复七里塘，表现了乐清人文精神富有创造性、亲和性的一面，而对乐清人增强自豪感、荣誉感和社会责任心，提高凝聚力、感召力和约束力方面的重要意义，尚有待乐清社会进一步加深认识。
